由 張育憬 在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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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張育憬 在 發表
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左翼參選人梅蘭雄（或又譯：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最終未竟全功，但他在投票前夕聲望突然急升而令他有機會闖進二輪投票時，為這場選舉掀起了高潮。
法國主流或右派媒體素來以「極左」來稱呼梅蘭雄，正當梅蘭雄有機會跨進二輪投票時，右派媒體紛紛顯得驚恐萬分，例如右派大報《費加羅》（Le Figaro）報便警告梅蘭雄若當選，他將是法國「查維斯」。另外，資本主義投機市場的波動，對此也有反映。據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正當梅蘭雄進入二輪投票的機會高漲之際，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情緒，法國債券風險溢價水平不斷增高。
其實，儘管右派輿論如何「唱衰」梅蘭雄和製造他萬一當選的恐慌氣氛，但根據選前的調查，梅蘭雄仍是一般法國人心目中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甚至根據首輪選後的投票統計，在18—24歲的年齡組別中（法國法定投票年齡訂為18歲以上，所以該年齡群也多為首投族），梅蘭雄得票接近30%而排名第一。
因此，梅蘭雄和他的競選運動「法國不屈從」（France insoumise），具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動員基礎。本文主要介紹這個辯才一流、政治演說所使用的字彙量又是各候選人之冠的梅蘭雄及他的「法國不屈從」運動的意義。
梅蘭雄的生平簡介
梅蘭雄1951年生於北非摩洛哥丹吉爾（Tanger）市，後來回到法國讀中學，並在貝桑松大學（L'université de Besançon）修讀哲學，大學畢業後分別做過教師和雜誌記者。
梅蘭雄在中學年代，經歷了1968「五月風暴」的洗禮，加入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其中一派朗貝爾派（Lambertiste）[1]的「國際共產主義組織」（Organisation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OCI〕），憑他本身的個人才能，成為該組織在貝桑松地區的領導人，發動了大大小小的學生鬥爭；在68餘波仍然蕩漾下，歷史還為他提供了另一場工學鬥爭結合以實踐68精神的機會，就是在貝桑松地區的Lip品牌鐘錶廠工人爆發而震撼全國的大罷工。[2]到了1970年代後期， 資本主義進入穩定的繁榮時期和在組織內部的意見不合，梅蘭雄最終離開OCI，及後加入了社會黨。但他在火紅革命年代四處奔走串連學生和工人，為他積累了做群眾組織工作的寶貴經驗和歷練，即使後來脫離了托派，但在這種脈絡底下養成的良好習慣並沒有隨年月而消失。
而到了社會黨時期，他起初在埃松省（Essonne）內的地方黨部工作及出版刊物，後來輾轉去到同省的馬西（Massy）市，就在這裡遇到了他的伯樂，社會黨的馬西市長傑蒙（Claude Germon）。傑蒙帶他慢慢走進社會黨的地方權力核心，讓他掌管社會黨負責商務的部門和成為他的私人秘書，並於1983年當選馬西市市議會員，以及之後晉身參議院（Sénat）。直到2000年，在社會黨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時期，被委任為職業教育部長。到了2008年，是他政治生涯的另一個分水嶺，梅蘭雄感到社會黨日漸投向新自由主義的懷抱（尤其2005年的公投歐盟憲法而與社會黨主流派產生衝突）而背叛了社會民主的立場，於是退黨而另組「左翼黨」（Parti de Gauche）。
左翼黨與其他左翼政黨（包括共產黨在內）組成「左翼陣線」（Front du Gauche），在上屆2012年的總統選舉，得票率有11%的不錯成績。
「法國不屈從」運動於2016年初成立，為梅蘭雄這次選舉工程作好準備和步署。而選舉經費的來源則靠眾籌，沒有任何大財團企業的支持。相比其他候選人，梅蘭雄的競選運動善用社交媒體和最新科技，例如利用全像術（Hologram）而能同時在巴黎和里昂舉行集會，且在Youtube視頻的觀看次數達到2500萬，集會亦動輒有數萬人參與。
「法國不屈從」運動政綱的核心內容
這裡當然需要介紹「法國不屈從」運動的政治綱領名為《共同未來》（l’avenir en commun），它涉及了社會改革的方方面面，本文只能概述它的核心內容，若要詳細了解可瀏覽其網址（英文簡要版）。
——政治制度：建立第六共和，限制總統權力，人民有權罷免總統。投票年齡由現時18歲降低至16歲。取消現時由間接選舉產生的參議院（Sénat）。
——社會醫療保障：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可以全額100%報銷（現在其中部份仍要用者靠自費的私營醫療保險）；以「零無家可歸者」為目標；領取退休金年齡由現時62歲降至60歲（40年工作供款為限）；政府為偏遠而一般醫療服務難以覆蓋的地區直接提供在地醫師。
——稅制：加強收入所得的累進稅率；對於月收入超過33,000歐元者課以90%的稅率；每個家庭每個兒童每年直接獲得1,000歐元退稅；減低基本需用品的增值稅（VAT）（或又稱消費稅）；增加財富稅（L'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ISF）；降低中小企業的企業稅；增加金融交易稅；法國人在海外所得收入而要納稅，防止逃稅避稅。
——外交與歐盟：與歐盟重新檢討相關條約，包括歐洲央行的獨立權力，財政預算限制的條約等等；提出「B計畫」，如果與歐盟談判失敗，則交付公投是否繼續留在歐盟。
——勞工：取消奧朗德政府此前下修《勞動法》的條文（有關下修內容見此前文章）；每月基本工資上調為1,326歐元；每週工時32小時，每年六星期薪假；立法禁止企業有盈利下資遣員工。
——青年：18至25年歲的青年，每年有800歐元的補助，為時三年。增加興建學生宿舍。
——環保：以全面棄用核電和化石燃料為目標；2050年全面使用再生能源；訂立《綠色規章》（règle verte），禁止對於不能循環再造的自然資源的恣意開採；停止在諾特爾達梅-代朗代（Notre-Dame-des-Landes）破壞當地自然生態的機場工程；對法國電力公司EDF和天然氣公司Engie實行國有化。
——社會倫理：大麻合法化；醫療輔助生育（la procréation médicalement assistée 〔PMA〕）撤除一切限制；代孕（gestation pour autrui〔GPA〕）則禁止。
對梅蘭雄的批評——「左翼民粹主義」？
梅蘭雄的「法國不屈從」運動，是一個以全民性、普羅民眾利益為依歸而對社會變革的運動，亦同時為一種公民啟蒙的運動。梅蘭雄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本身是不道德的體系，利潤不可能無限的積累」。所以，這個運動從另一種意義上可視為不向資本或新自由主義屈從的運動。
這個運動由於需要強調「全民」色彩，梅蘭雄本身的左翼黨甚至左翼陣線的角色在運動內部亦刻意被淡化，這點引起左翼陣線內一些團體的不滿（例如共產黨）。運動以法國三色國旗而非傳統紅旗作為象徵，運動的歌曲選了《馬賽曲》而非傳統的《國際歌》。因此，有批評指責他為「民粹主義」或「左翼民粹主義」。
所謂「民粹主義」（不論右翼或左翼）的稱號，現時濫用程度已掩蓋認識政治的實質意義，而且民粹一詞若從出現於沙俄時代的源頭意義上而言（教育和組織農民），並非具有負面意思。不過，這裡針對的問題是，若「民粹」的意思是指政治人物以煽動、愚民的手法來爭取支持者的這層意義而言，那樣梅蘭雄則肯定不是（雷朋則似乎更多一些）。
首先，他在集會上多番要求參與者不要叫他的名字，而是「抵抗」；以及強調「不是投票給我，而是與我一起」，而且刻意淡化個人色彩。他用上法國三色旗和《馬賽曲》作為運動的象徵符號，似乎欲喚起法蘭西民族情感，遭到部分左翼團體的批評。但是，他一直有意識地以這場選舉運動作為群眾教育以改變社會的一場運動，而且結合法國大革命中最激進的雅各賓派所矢志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作為發揚的精神，這在現今資本霸權、社會不平等增加的脈絡下，不失它的進步意義，問題是該如何發掘和詮釋它的進步意義。
雷朋（亦不止是她，還有其他右派媒體）曾經將梅蘭雄比擬為羅伯斯庇爾。相反，梅蘭雄的回應為他不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侮辱，相反覺得是種榮譽，他在其他場合曾公開表示他最尊崇的人就是「永不腐敗」的羅伯斯庇爾，以及自己深深受益於這種大革命的光榮傳統。另外，關於要求建立第六共和的主張，其實最早是由密特朗提出以批評戴高樂的獨裁，後來密特朗變得保守而沒有再提這個政治改制的問題，梅蘭雄的第六共和構想的是權力歸於人民，亦是契合大革命的精神。梅蘭雄一直強調社會正義（反對社會不平等）和綠色未來的願景，與一般政客靠純粹「民粹」手段的操作，難以相提並論。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巴里巴（Etienne Balibar），認為法國大革命對自由、平等的許諾，其實遠遠未能實現，而且它們的實際意義也還未被徹底理解。巴里巴提出了「平等兼自由」（égaliberté）這一術語[3]，強調平等與自由兩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重要性。法國大革命的主要綱領文獻《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根本意思正是將人與公民等同看待，個體的人便是政治主體。平等兼自由換句話說，不存在自由在遭受限制或壓制的情況下會有社會平等，亦不存在社會不平等下而自由不會受到限制或壓制。
梅蘭雄的競選雖然未竟全功，但這個運動必須發展下去，這是運動內部的共識。在得知首輪投票結果後，梅蘭雄沒有、亦不會呼籲支持者為了阻止雷朋而票投馬克宏（中文主流媒體焦點多放在他的妻子，下文再談這個鼓勵青年人做百萬富翁背後所代表的勢力），而是在街上而不是票箱來反對新法西斯的雷朋。
運動除了繼續動員，往後如何聯結比較同路的其他左翼力量，亦是一項挑戰，例如激進左翼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 〔NPA〕），他們標榜工人身份的候選人普圖（Philippe Poutou），在第二場電視辯論即場秒殺雷朋這個以反體制為名實搞個人貪腐（也包括攻擊費雍的「空餉門」，令到費雍老羞成怒而要提訴）而一舉成名，不過普圖的成名沒有轉化為選票的支持。另外，就是社會黨的哈蒙，正如第一篇文章提過，哈蒙算是屬於傳統社會民主派，對於財富重分配有一定的堅持。在這次首輪選舉的後期，梅蘭雄的支持者已經不斷放話要求哈蒙顧全大局，棄選集中票源阻止雷朋而支持梅蘭雄。如果將哈蒙得票加起來，足以讓梅蘭雄進入第二輪投票，所以如何與哈蒙一派有策略地聯盟亦是一項重要的挑戰。
最後，有一點亦不能忽視，無可否認梅蘭雄具有獨特的領袖魅力對「法國不屈從」運動來說非常重要，但運動內部的批評和民主監督亦同樣非常重要。雖然如此，筆者仍然對梅蘭雄的「法國不屈從」運動抱持希望。今屆統治集團暫時找了個馬克宏這樣的折衷人物，很大機會要讓雷朋多等五年，但到了下一屆2022年，如果在新自由主義下統治下的社會危機沒有緩和甚至更為惡化，那時雷朋肯定更大機會最終登上總統的寶座。因此，環顧現今，亦只有梅蘭雄和他所代表的人民運動有力阻止經過包裝的新法西斯主義的最終上場。
[1] 由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朗貝爾（Pierre Lambert）創立的一派，他們的政黨為「工人黨」（Parti des tavailleurs），朗貝爾曾於1988年參與總統選舉。另外，社會黨元老及前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在學生年代亦曾加入過朗貝爾一派。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本薩依德（Daniel Bensaïd）的著作《托洛茨基主義》（Les Trotskysmes），批評他們派人「打進去」（滲透）其他改良主義政黨、甚至革命團體的手法原則和問題。
[2] Lip工人大罷工，又名「Lip事件」（Affaire Lip）。Lip為法國的鐘錶品牌，1973年6月，該公司聲稱虧損而要對在貝桑松區的工廠關閉部份生產線和裁撤工人，結果觸發工人占廠的大罷工。罷工歷時九個月，期間不同的激進左翼團體均投入聲援罷工工人，亦罕有地聯成一線發動聲援罷工工人的全國性大遊行，當時右派政府為了不想事件又演變成另一場68而作出介入，資方最終讓步撤回裁撤工人的決定。「Lip事件」被拍成多部紀錄片，亦創作成為歌曲。
[3] 《民主的國界》（Les frontières de la démocratie），（Éditions la Découverte，1992）。巴里巴這個自創的法語詞égaliberté，中文很難找到相對應的譯法，有譯為「平等的自由」，這裡變成所屬格的形式，並不符合原意。巴里巴的égaliberté是平等和自由兩者的內涵是同一、等同的，大家互為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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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倫理研究與教學中心」碩士畢業，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法國選統大選首輪投票結束，結果為中間偏右的獨立參選人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和極右派的國民陣線的雷朋（Marine Le Pen）進入第二輪投票，根據法國內政部最終計票結果兩人得票分別為23.75%和21.53%；而傳統右派共和黨參選人費雍（Francois Fillon）得票率為19.91%，至於選舉前幾週民望突然飆升甚至有機會打入第二輪投票的左翼參選人（被主流媒體冠以「極左」稱呼，但其實根本不是，之後文章再談梅蘭雄現象）梅蘭雄（Jean-Luc Melenchon），則為19.64%。梅蘭雄這次雖然未竟全功，但比起他上屆得票率11%，今屆取得重大突破，更大幅拋離代表社會黨的參選人哈蒙（Benoît Hamon）6%得票率三倍之多。第二輪投票將在5月7日舉行。
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其實並不意外。因為據選前的各項民調，基本亦顯示馬克宏和雷朋最大機會進入第二輪投票。不過，踏入4月，當左翼的梅蘭雄民望突然急速攀升而顯示他也有機會進入二輪投票時，使到不少支持他的工會、左翼團體和社運分子都充滿憧憬（當然包括筆者在內），與此同時馬克宏的民調有所回落，令到選舉形勢頓時變得波譎雲詭。
這裡首先討論的問題，這次進入總統選舉二輪投票的兩位參選人，首次出現的情況為兩人均不屬於主導法國政治版圖的傳統兩大政黨——共和黨（前身「人民運動聯盟」UMP）和社會黨（甚至也有機會的梅蘭雄亦基本以個人身份而刻意淡化背後的支持政黨），當中原因為何？
這個問題，本身涉及歐盟集團過法幾年來面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而引發社會矛盾這個的背景去理解（有關這個背景的詳細脈絡，參考綠黨此前刊載的譯文），這個危機除了為極端右翼勢力提供了土壤外，而令到普羅民眾對傳統菁英政治產生厭惡，統治集團內部出現分裂危機。這現象不止在法國、亦發生在歐洲的其他國家。
這裡想談是法國兩大政黨自身的內部問題。法國右派主要政治勢力共和黨近年出現了嚴重的內部危機。共和黨前身是「人民運動聯盟」（UMP），自從薩柯齊五年前因為在任期間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台灣主流媒體將austerity譯為「撙節」，但它在中國古語裡是褒義詞，與浪費相反的節約意思，但英文或法文austerity的實際意涵較為貶義，亦不止是「節約」的意思）加劇了社會矛盾而導致最終掉失政權之後，黨內一直努力尋求另一位有力重奪總統寶座的代表人物。但到2012年底，共和黨內的不同派系在推選黨主席的過程裡，出現了嚴重的內鬨，由屬於薩柯齊派的費雍與前主席柯貝（Jean-François Copé）為爭逐黨主席的鬥爭異常激烈，雙方勢成水火，兩人都互不承認對方得勝而同時宣告自己勝出主席選舉，結果出現了兩個「主席」的鬧劇，元氣大傷。
經過不斷重新整合並且改了名字為共和黨，並於去年底首次推出讓所有公民都可登記參與投票的「初選」（élection primaire）（或稱「黨內預選」），選出代表共和黨的總統參選人。在第二輪投票，費雍完勝了老牌右派政治人物朱佩（Alain Marie Juppé）。費雍素以「無可指責」（irréprochable）而自居，民望高企，選舉工程一切順利，照此形勢發展，共和黨有機會贏回總統寶座。誰知政治諷刺報章《鴨鳴報》（Le Canard enchaîné），於今年1月揭發費雍曾經為妻子和兩個兒子申報的工作屬於「虛假職位」（Emploi fictif）的醜聞後，費雍聲望便江河日下。
當費雍「空餉門」醜聞越演越烈而遭司法單位立案調查之際，黨內要求改換其他參選人出選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甚至提議B計畫由「初選」落敗的朱佩代表出選。不過，費雍對於黨內要求自行棄選的聲音從一開始便以強硬態度回應，堅持繼續出選，不作任何退讓。這樣導致黨內一些派系代表開始退出助選工程。面對這個困境，費雍改為發動黨外的保守力量為自己助選，包括反同性婚姻的「常識」（sens commun）運動[1]和意識形態屬於極右的週刊《當前價值》（Valeurs Actuelles）[2]，並於3月5日在巴黎發動支持自己的大型集會，將自己塑造為被司法迫害，任何想要它退選的要求都視為「政變」，以向黨內反對自己的聲音施壓。當然，費雍本身屬於黨內的大派系，黨內領導對於費雍的「厚臉皮」基本拿他沒法。但是，這亦嚴重影響了共和黨的團結，這次事件的糾纏不休，令到失望共和黨的支持者，其中保守力量會改為支持雷朋，而原本支持朱佩一派較為偏右中間的則流向馬克宏。
費雍在選舉結束，知道大勢已去後，是第一位公開呼籲其選民在第二輪投票支持馬克宏的參選人，或者預料共和黨的前景暗淡，好為自己之後的政治前途鋪路，或為自己要面對的司法訴訟尋求保護傘。
至於社會黨的衰落則是另一個故事，而且比共和黨更為嚴重。上屆總統選舉，人民不滿薩柯齊的緊縮政策，將希望寄託在社會黨的奧朗德，希望能夠帶來轉變，結果不但沒有改善失業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甚至更為嚴重。奧朗德的政策更是延續薩柯齊的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還變本加厲，薩柯齊不敢做他敢做，包括下修《勞動法》（可見此前綠黨的有關文章《法國2016年反修改勞動法的鬥爭》），這舉動激怒了工會（如CGT和SUD）而發起大罷工，學生發動占領運動，以及令到傳統社會黨基層支持者極為失望。
結果，社會黨的黨內預選，右派的瓦爾（也是下修《勞動法》的主要旗手）敗給了黨內立場算是更接近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哈蒙。哈蒙曾出任奧朗德內閣的教育部長，因為與奧朗德、瓦爾的政見不合而最後辭職。社會黨內支持哈蒙的力量，大多來自黨內年輕的基層黨員。這次哈蒙的當選，基本反映一種對社會黨過去幾年急速右傾政策的抗議和求變，可惜的是，一切為時已晚。不過，這裡值得指出的是哈蒙的政綱，當中倡議每人每月平均750歐元的《全民基本收入》（revenu universel），是對於社會財富重分配的進步政策。
因為立場靠左的哈蒙明顯不是社會黨上層領導的屬意對象，尤其是總統奧朗德，所以在他的競選工程之中，大部分社會黨的現任政府官員或元老都與哈蒙保持距離，甚至作出拖其後腿的小動作。例如，瓦爾在輸了黨內提名選舉後，已經主動向對手馬克宏大送秋波，公開支持馬克宏，與哈蒙大唱反調；黨內一些現屆政府官員或元老，公開發表挺馬克宏的言論，其中有社會黨前巴黎市長德拉諾埃（Bertrand Delanöé）和現任國防部長德里安（Jean Yves Le Drian）。
社會黨現時內部換散且近乎四分五裂，其黨人為了在6月便舉行國會選舉有足夠的當選機會，應該在5月7日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前，很大機會進一步向馬克宏靠攏，並商談合作的可能（當然共和黨人也有這樣做的可能）。還有，不能忽視的是要瓦爾也會另組新黨參選，那樣勢必進一步淘空社會黨的基礎。
由 張育憬 在 發表
譯者：陳宗延（醫師，台灣大學工會秘書長，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校訂：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倫理研究與教學中心」碩士畢業，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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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Pfefferkorn，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當代法國的社會與性別的不平等。2015年5月21日，作者參加瑞士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舉辦的紀念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國際論壇「晚期資本主義：其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政治面向」其中的工作坊「長期危機影響下的歐洲社會」而發表了此份報告，後來由Tom Gagné 譯成英文，載於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第99期。 |
【校按：此中譯版本對照法文原文作出校閱，訂正了英譯版本某些不準確、甚至錯譯之處。2017年4月14日起分上、下篇專載於台灣綠黨網頁。如要轉載或引用，請註明出處。】
下篇
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結果，最終是工資縮減（wage austerity）——其效果或強或弱視乎我們關注的區域或國家而定，也取決於政策實施的有效程度與勞工的抵抗。因此，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逆轉了這些國家直至1970年代中期之前對減低社會不平等的動力；而從那時起就有無數統計資料和社會經濟研究證實這點[1]——儘管在同一時期的社會科學對於社會不平等及其惡化之研究相對不感興趣[2]。
工資佔總體財富份額的下降，自從1980年代早期被觀察到以來，是伴隨著利潤佔比的增加與利潤率的恢復。利潤佔比貢獻於稅捐的部份大致維持常數，貢獻於利息的部分由於公司整體上的債務縮減而下降。投資率幾乎維持穩定。最顯著的發展是，利潤佔比流向股東作為分紅的部分提高。這造成社會不平等增加、有利於生產奢侈消費品、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膨脹，最終引起了2008年的危機。
更有甚者，對工資收入者，特別是勞工階級來說，勞動條件在近數十年來的惡化[3]。根據位於都柏林的「歐洲生活及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on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第五次調查（於2010年進行）的結果，自1991年以來，在工作中暴露於物理及化學危害的勞工比例上升了。相似地，從事重複性工作的勞工面對強大的時限壓力也增加了。與工作場所的病態組織形式相關而造成的自殺，同樣可以觀察到增加社會心理風險的問題。服務產業（通話中心、零售市場等）中的低技能受僱者也多未能豁免，他們在整體勞動條件的廣泛惡化之中佔有一席之地；而自從「新管理」方式被引進後，大部分的公眾服務部門也面臨相同狀況。
外包和臨時工、定期契約、部分工時工作等（譯按：即「非」典型勞工）的使用，刺激了不安定性的增長。這些進程，突顯了正規勞工（permanent workers）和不安定僱佣勞工間差距的擴大，前者的工作仍相對受到保障，而後者則涉及外包或臨時的特別危險的工作（搬運、維修、清潔和廢物處理）。
致癌物暴露的統計數字，主要存在於這些較危險的工作類型中。一位法國勞工在六十五歲前死於癌症的機率，是一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十倍之多。然而職業性癌症卻仍處於大體未知的狀況，這是由於Annie Thébaud-Mony所謂的三重隱形（triple invisibility）所致：對毒物無知（toxic ignorance），或者說對於被引入生產中的上千種化學物質的毒性缺乏知識；物理隱形（physical invisibility），或者說致癌物的不可感知特性，加上暴露於這些風險中的勞工缺乏資訊；以及社會隱形（social invisibility），這些癌症在職業病分析中的認定率非常低。最後，我們必須強調致病的工作環境被大幅外移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窮困區域[4]。
新自由主義的時期中，也可見公共服務逐漸被拆散，造成特定區域的設施關閉[5]。因此，對市郊或鄉村區域的居民來說，地理移動性的限制（缺乏公共運輸網絡、交通成本等）促進了他們的經濟不安定性。這兩類地方，是一種特定類型不平等發生的地點。失業和不安定僱佣是市郊發生的事實，而婦女的無就業活動是許多鄉村區域的重要特色。對比新移民人口來到城市，鄉村區域的人口標誌著低度具備就業資格和訓練的大眾階級。
青年勞工和移民工處於受到勞動條件轉差與低薪的衝擊的第一線。但是，婦女比男性更加集中在艱辛工作的部門（變形工時、負重工作、嚴厲時限下的重複工作、性騷擾和毒性危害）。她們也大量地以自僱自營或僱佣勞動的模式出現在日益擴大的個人服務部門（家務工、兒童照護、老人照護）。這些工作通常都是痛苦而受辱的。最後，確保家庭和家務工作的完成，婦女佔了壓倒多數——「家務勞動的雙重負荷」（double burden of domestic labor）。更有甚者，儘管女性主義者三十年來極力訴求，男女性間的勞動條件差異仍是性別不平等最強烈的特徵之一。
自從1960和70年代以來，女性接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婦女參與專業活動的發展、及對她們自身生育的控制權，都促成了男女性別關係的結構性轉型。1970到1976年間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是這種轉型的一個成果，而它轉而強化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的相關進展。
然而，儘管有無可否認的進展，不平等仍在許多家務領域、公共空間、或專業生活中持續存在，而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對女性造成的衝擊——特別是公共服務和福利國家受到的侵蝕——大體上有三個主要方面。首先，身為這些部門的勞工，她們面臨工作條件的惡化，甚或是她們的工作因為民營化、組織精簡或向其他低成本勞動市場遷移而失去了。第二，更有甚者，婦女作為社福計畫的受益者而受到嚴重影響；這些計畫的消失或惡化突顯於許多國家轉為以工代賑（replacement of welfare with workfare）、東歐國家某些對母親的育兒服務的消失等方面。最後，為了替補衰弱的公共服務，婦女必須擔負更高比例的靠助者（兒童、老人、殘障者或病人）的照護工作。另外許多被指派做這種工作的婦女－－當這些工作被社會化時——是來自更貧窮國家的移民。因此，我們在分析這些變遷時必須考慮「國際照護鏈」（international chains of care），而這是由於婦女（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馬格里布〔Maghreb〕、土耳其、東歐、拉丁美洲或東南亞〔包含菲律賓〕）大量地流入這廣大的部門工作而造成的。
自1970年代以來，階級不平等的分析日益豐富也越來越複雜，但也由於其他不平等的範疇的出現而部分地受到了挑戰和掩蓋：這包含了男女性別、不同年齡群體與世代、在地原生與移民、族裔群體等等。這些變化不僅因為特定鬥爭（婦女、青年、西歐大都會的移民人口、反種族主義鬥爭、反對市郊的社會及空間隔離的鬥爭等）的發展，也是因為隨之而來的意識型態論辯與理論發展。這使我們能將迄今被忽視甚或無視的社會實在面向（例如，家務工作、膚色界線〔color line〕、鄰里效應〔effects of neighborhoods〕等）提升到科學客體的層次，也引起新概念的發展：性別與性別的社會關係、勞動的性別分工、世代的社會關係、社會不平等的空間化等。這便賦予社會科學一個任務，關於這些不同類型不平等間關係的困難問題；舉例來說，考慮權力的現象（支配或壓迫）及其引起的社會關係，從而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試圖去解釋。
這些分析的複雜性，不可讓我們無視於反平等主義論述的翻新。在1980年代時，在批判平等主義的庇護之下，右派對平等發動了重大的攻擊。過去三十年對不平等的辯護，是由多種不同意識型態潮流建立的：當然有右派的參與，卻也包含了左派政府。這些所謂的左派政府，是以一系列的形容詞（現代的、新的、有效率的、透明的、甚至是自由的）包裝的。例如，法國總理瓦爾（Manuel Valls）（譯按：2016年底辭去總理職位而準備代表社會黨競選總統，但結果敗於黨內提名初選）想要「終結懷舊的左派，它是自限於逝去年代與懷舊往昔、被馬克思主義的超我（superego）和戰後繁榮（postwar boom）的回憶縈繞的左派[6]。」幾個月後，他更進一步闡明「左派也有澄清真理的義務」，以此正當化他延續新自由主義政策[7]。反平等的陳腔濫調，如今被這個「左派」政府中最保守的成員辯護著，他們已毫不遲疑地公開讚賞不平等的德性，他們之中每個人都要置喙一番。2015年一月，經濟部長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譯按：後來辭去社會黨內閣的職位而以獨立身份競選總統，被視為有力問鼎總統寶座的候選人）毫不躊躇地引用吉佐（Guizot）（譯按：或譯「基佐」，法國1830—1848年「七月王朝」帝制復辟時期的大臣和首相）的話：「我們需要想變成億萬富翁的年輕法國人。」他更進一步補充，他偏好「有才能且承擔風險的人能得到高報酬，而不是一個衰弱的年金受領者的經濟體[8]。」
這些反平等的陳腔濫調是由三種聞名的主題編織而成：平等首先是齊一性（uniformity）的同義詞；不平等接著以差異權之名被捍衛。這種論述是立基於一種雙重混淆，一方面是將平等等同於同一性（identity），另一方面將不平等等同於差異（difference）。其次，更進一步的論述是平等帶來無效率。確保每個人擁有相同的社會地位，使得人們失去動力且毀壞競爭的基礎，因而對個體和社群而言都是反生產的（counterproductive）。不平等終極而言有利於所有人，包含「輸家」和「贏家」。但反平等的論述主要倚賴於這第三種論述：平等意味著限制自由、讓渡自由、甚至限制「市場自由運作的功能」，這會無可避免地為最糟的極權主義的地獄開路。
然而，平等絕不意味著同一性（或齊一性），正如不平等亦並不保證差異。社會條件的平等能夠為行動與存在開創多重的可能性，而這較有利於肯定獨特性（singularities）。市場產生的不平等造成大量失業和生態浩劫。最後，不平等造成了壓迫。對失業者、窘迫的部分工時工作者、沒受過基本教育或那些因過勞而短壽的人來說，自由意味著什麼呢？就是保證不平等的那個唯一的自由（譯按：上述反平等的第三種論述）：為了保護少數人的物質、制度和象徵的特權，而以損害大多數人的權利為代價[9]。
[1] 關於法國，參見我們的著作：Alain Bihr et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2] 參見 Roland Pfefferkorn, Inégalités et rapports sociaux. Rapports de classe, rapports de sexe (Paris: La Dispute, 2007).
[3] 參見兩個條目：“Conditions de travail” d’Annie Thébaud-Mony, 收錄於 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4] 然而，環境不平等也加強了較富裕國家的階級不平等。參見 Razmig Keucheyan, La nature est un champ de bataille (Paris: Editions Zones-La découverte, 2014).
[5] 參見條目 “Ville/campagne” de Julian Mischi and Nicolas Renahy, 收錄於 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6] Manuel Valls, 訪談刊載於 L’Obs, October 23, 2014.
[7] Libération, December 11, 2014.
[8] Emmanuel Macron, 訪談刊載於報紙 Les Echos, January 7, 2015.
[9] 這種論述主要的發展者是 Tony Andréani 和 Marc Feray, Discours sur l’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chapters 1 and 3; 對這種論述的總結可見於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14–17.
由 張育憬 在 發表
譯者：陳宗延（醫師，台灣大學工會秘書長，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校訂：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倫理研究與教學中心」碩士畢業，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校按：此中譯版本對照法文原文作出校閱，訂正了英譯版本某些不準確、甚至錯譯之處。2017年4月14日專載於台灣綠黨網頁。如要轉載或引用，請註明出處。】
上篇
自從2008年的危機以來，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1]、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2]、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INSEE）[3]、以及歐洲工會聯盟（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內的其他統計機構[4]，都同意這項事實[5]：近數十年來，全歐洲的社會不平等顯著增加。且這不僅發生在歐洲或西班牙；相同的狀況也出現在瑞典和德國。過去二十五年間，瑞典社會經歷了不平等的大幅增加[6]；根據OECD，在1985和2008年間，該國創下工業化國家中所得貧窮增加的最高記錄[7]。在德國，如今每六人就有一人身陷貧窮危機之中[8]。非政府組織「歐洲博愛」（Caritas Europe）揭露了全歐的貧窮與不平等增加，特別是在七個最受影響的國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塞普勒斯（Cyprus）和羅馬尼亞[9]。從2009到2014年，在六年間，八十萬人離開西班牙。去年（譯按：2014年），仍有12.5萬人設法離去。在希臘，三分之一的人被剝奪健康保險和健康照護的門路。在法國，內政部的中央情報單位——也就是統轄警察和憲兵隊（gendarmerie）——正憂慮醫院內的狀況和醫院急診服務已達飽和[10]。歐洲工會聯盟的專家中樞「歐洲工會研究所」（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在最新一份報告《標竿分析勞動歐洲 2014》（Benchmarking Working Europe 2014）中出聲撻伐「社會不平等的增長、國家連帶機制的弱化、與國家社會模式的拆散」。
近年來，OECD－－歐洲經濟機構中最偏好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對不平等敲響警鐘。Michael Förster，該組織 （譯按：指OECD）的社會政策分析員和關於富裕國家所得不平等發展2012年報告的協調者[11]，早已述及80年代中期以來多數富裕國家所得不平等的明確進程。不平等的主題甚至出現在2014年一月達沃斯（Davos）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這是政商領袖齊聚一堂的大事件。2015年五月，OECD秘書長Angel Gurría在最新一期報告的序言中，對前所未見的不平等增長表達警示：
| 我們已經到達臨界點。OECD國家中的不平等，從未像我們如今所測量的那麼高過。數字顯示：不平等的增長阻礙了發展。這項政治行動的課題，既關乎經濟，也同等關乎社會。若是不處理不平等的問題，政府將摧毀其社會模式且影響長期發展。[12] |
這是OECD內部教義的根本變革，該組織過去長期主張：在假想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下，不平等的增長是更高的經濟效率的代價；這套理論聲稱部分財富（即使是非常小的數額）終將涓滴下流給所有人。而這份報告說：「所得不平等已在多數OECD國家中達到歷史新高記錄，且在許多新興經濟體中停留在更高水平。在今日的OECD區域內，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收入為最窮困10%所得的9.6倍，相較之下1980年代是7.1倍、2000年代是9.1倍。」這種不平等的增長，涉及以高度不平等聞名的國家（如英國），卻也和歐洲傳統上認為較平等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相關[13]。
當不平等高漲，就產生了許多輸家，但也同時存在著贏家。專業的商業雜誌，如《富比士》（Forbes）[14]、《經理人雜誌》（Manager Magazine）*和《挑戰》（Challenges）[15]列出了從沒那麼多的億萬富翁的名單，而這些億萬富翁也從未有如此富裕的程度。舉例來說，根據《挑戰》，1996年以來，法國前伍佰大富豪資產增加了五倍，而前十大更增加七倍。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16]2014年秋天刊出的大富翁研究，證實了非政府組織樂施會（Oxfam）[17]稍早釋出報告的結論：自1920年代以來，財富的集中度已達前所未見的程度，最富有的1%佔有全球財富的48%。簡言之，財閥寡頭與其他人的社會距離未曾停止增長。
歐洲社會不平等的增長，是實施一種系統性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破壞了先前西歐和美國在二戰後的影響下發展的「妥協平衡」（compromise balances）。如Alain Bihr的解釋[18]，在1970年代後期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前的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從階級關係再生產的角度而言，特色是建立和維持資本與僱佣勞動間的「妥協」。知名的福特主義（Fordist）式妥協，因為科學管理（或泰勒主義〔Taylorism〕）的普遍化和勞動過程機械化，使得奠基於共享生產力的成果——實質工資（直接或間接的）增長與利潤增長——得以可能。這種妥協是由國家監管和承諾的。
哪些制度和程序促成了這種「妥協」呢？這是為社會不同階級間（更精確地說，是它們的代表組織間：專業組織、工會、政黨等等）的持久對話而推動的制度化，以及為了所謂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這個詞彙指涉的是在福特主義妥協中對階級鬥爭的安撫〔pacification〕）間談判的目的而發展的結構。1945－1970這段期間，同樣突出的是國家疆域內一系列公共設施（電力、自來水、郵政系統、健康、學校）的建立，或擴張。
新自由主義轉向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9年代初期的歐洲發生。這場倒退的演變很早就可見端倪，早至1990年代便可在公共統計上測得[19]。強調社會不平等增長的初期實證著作，很長一段時間被主流媒體忽視或徹底否定。不過事態不再如此。有些資本主義秩序的支持者，甚至害怕如今不平等的規模會壯大質疑資本主義秩序的運動。
同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南歐造成更矛盾的影響。中歐和東歐國家的統制經濟的崩解，使得市場經濟被強迫接納－－這是受惡名昭彰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倡導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影響。這些國家中不止存在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甚至出現在區域或國家一體化中——處於從屬位置者、支配歐盟的資本部門動力者、以及不可逆轉地被邊緣化者——的不平等發展。然而，隨著統制經濟的消亡，歐洲大陸在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律則下重新團結起來了。
資本與商品自由化的運動，在不平等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首先，勞動的日益競爭，對總體財富的工資份額施加了下行壓力（doward pressure），而這個過程因勞動市場向更低成本地區的遷移和去管制化、社會保護標準的下修、以及政府和公共機構介入規模的逐漸縮減而惡化。這是在強烈且持續的結構性失業、不安定僱佣的增長與工薪勞動者的戰鬥力弱化的背景下發生[20]。
在此，若對歐盟追求的政策未置一詞，整體圖像會顯得不完整。在《不平等辭典》（Dictionary of Inequalities）內處理這個問題的文章中，Pierre Concialdi呈現了三種主要的行動手段：歐盟預算、歐盟透過指令（directives）或規章（regulations）訂立的準則、以及最後可稱之為軟法（soft law）的所有建議或程序（其事實上對歐盟成員國沒有約束力）[21]。
關於歐盟預算，我們應當首先強調其不足之處：在2015年，其總數不過略多於1400億歐元，是所有會員國總體國家預算的四十五分之一[22]。這份預算佔歐盟GDP小於1%。因此，歐盟政策比國家層級的政策在規模上更加受限。這些政策主要涉及兩個領域：所謂的社會凝聚政策（social cohesion policy），設計來幫助貧窮區域及國家迎頭趕上及整合進單一市場；以及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2004年以來，歐盟新增了十三個會員國[23]。這類基金的預算縮減，以致於這些相較於其他歐盟會員國經濟落後程度較大的新進國[24]，發現撥給它們的份額，比起其他較早的「後進」國家（如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更少。這些基金減少區域不平等的影響力因而大幅弱化。當我們看到這四國的經濟和社會處境時，我們不禁好奇要問：這些基金撥付的長期效果究竟如何？
指令與規章構成歐盟政策的第二種槓桿作用；這些是對國家有約束力的法律。歐盟的立法和規管活動在兩個管轄範圍對不平等有所影響：勞工自由移動（free movement of workers）與男女同酬。這些措施的主要益處在於打擊某些形式的歧視及隨之而來的某些情境性（situational）不平等，而同時盡可能尋求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它們主要的侷限在於，它不是直接減少許多形式的不平等（例如，所得、健康照護門路及整體健康），如果這些不平等並非歧視的產物。
第三種槓桿是所謂軟法的一部分；它的落實主要是透過開放協調方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運用到各區域時主要責任還是落在國家身上。這在社會保障的情況中尤其如此，而社會保障乃是重分配和縮減不平等的一種主要工具。透過這種開放協調方法，國家設定無約束力的目標，並提供檢驗其成果的工具（正確作法指導原則〔good conduct guidelines〕、最佳作法共享〔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同儕審查〔peer review〕、及「標竿分析法」〔benchmarking〕）。關於社會保障，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縮減不平等從未被論及當成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可能目的」，也很少「被認為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種作用」[25]。
不過，歐盟所實施了許多其他政策，實際上對不平等構成推動作用。關於這方面，我們必須提及《廣泛經濟政策指導原則》（Broad Economic Policy Guidelines）的角色，這份指導原則具有非常結構化的特色，且限制了會員國在國家層面上能夠對付不平等（包含社會不平等）的政策行動。這份指導原則是協調經濟政策的主要工具。它也定下了赤字和公債的嚴格目標，根據第一份《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1992）設定的標準，後由《穩定暨成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1997）具體闡明，如今被於2013年1月1日生效的《穩定、協調和治理條約》（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更進一步確認和鞏固。在這過程中，要求會員國尊重赤字和債務標準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強了。
歐盟執委會通常都認為較高的關稅是對市場機制發展造成阻礙，執委會的建議包含了縮減公共開支（他們多麼的渴望）－－其中多半包含了社會支出。這只會削弱社會政策來進行所得重分配和縮減不平等的效果。整體來說，在歐盟層次實施和推動的政策，其核心為促進「自由且不受扭曲的競爭」（free and undistorted competition），且賦予市場機制關鍵的角色。在此潮流下，社會保障日益商品化和私有化、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和不安定性發展、公共服務民營化－－這些是造成不平等增長的諸多現象的一部分。
[1] 見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Paris: OECD, December 2011);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Paris: OECD, May 21, 2015).
[2] 見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1,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Magali Beffy, Marie-Émilie Clerc, and Céline Thévenot, Inégalités, pauvreté et protection sociale en Europe: état des lieux et impact de la crise, Report – Inégalités, pauvreté et protection sociale en Europe, Paris: INSE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France]), 2014).
[4] 見這份報告：Benchmarking Working Europe 2014 (Brussels: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2014).
[5] 這可證於〈關於生活條件和所得不平等的整體統計〉，如Sandrine Levasseur所述於 Pauvreté et exclusion sociale en Europe: où en est-on?, February 23, 2015, OFCE blog.
[6] Wojtek Kalinowski, “Le modèle suédois se fissure”, 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 hors-série, n° 103, décembre 2014 ; Cyril Coulet, “Le modèle suédois à l’épreuve”,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n° 71, January–February 2015. 在瑞典，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在1985和2008年間，由0.21升至0.26。關於測量不平等的不同方式，見由 Alain Bihr和Roland Pfefferkorn編纂的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參看以下條目: Indicateurs d’inégalité; Indicateurs de genre; Indice de Gini; Indice de développement humain; Indice de santé sociale; Revenu (mesure des inégalités de); Courbe de Lorenz，等等。
[7] Divided We Stand;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1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2).
[8] Federal Office of German Statistics, 2013.
[9] Caritas Europa的危機監測報告，Poverty and Inequalities on the Rise: Just Social Systems Needed as the Solution, 2015.
[10] Le Parisien, March 10, 2015.
[12]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13] Cédric Rio, Compte rendu de colloque : “Les inégalités et la crise en Europ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organisé le 6 avril 2012 à l’université Paris 8 Vincennes – Saint-Denis”, Politiques sociales et familiales, n° 111 – mars 2013, 77–81.
[14] 舉例來說，請見《富比士》定期更新的名單〈世界億萬富翁〉（The World’s Billionaires）。
* 譯按：英譯版本遺漏了這個註釋：Manager Magazine,7 October 2013.
[15] Challenges, July 11, 2014.
[16] Cré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October 2014.
[17] Oxfam, En finir avec les inégalités extrêmes. Confiscation politique et inégalités économiques, January 20, 2014.
[18] Alain Bihr, “Actualiser et complexifier l’approche marxiste de l’Etat”, Confer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Le troisième âge du capitalisme, sa physionomie socio-politique à l’orée du XXIe siècle”, May 20–22, 2015 Lausanne.
[19] 見 Anthony B. Atkins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Rolling Back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或關於法國可見我們自己的著作，Alain Bihr and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2nd ed.,(Paris: Syros, 1999).
[20] 過了二十多年，我們都得出相同的觀察：「這種潮流的逆轉……是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面對經濟危機的結果……這些面對衰退的政策，立基的理念是：危機大體上是由於供給短缺、工資過高造成的；它們的目標如下：發展失業和就業不安定及彈性化、降低實質工資、拆散公共體系的社會保護以縮減財政成本；但它們也造成這些改變，附加價值的分配更加偏向資本、實質利率遽升、難以置信的投機利潤、市場的逐漸或突然去管制，在『最弱勢者』日益遭受壓制下，換來的是促進了這種資本自由的更加『強大』。」 Alain Bihr and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14–15.
[21] Pierre Concialdi, “ Union européenne” 條目，收錄於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由Alain Bihr and Roland Pfefferkorn編纂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409–11. 我們在此總結了我們主要的論據。
[22] 2015年的預算預計是1453.2億歐元的承諾預算（commitments）及1412.1億歐元的支付預算（payments）。
[23] 回想一下第一次擴張：英國、愛爾蘭和丹麥（1973）；第二次擴張：希臘（1981）；第三次：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第四次：奧地利、瑞典和芬蘭（1995）；第五次和第六次：賽普勒斯、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2004和2007）；與第七次：克羅埃西亞（2013）。
[24] Math Antoine, Viprey Mouna, “Quelle 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our les pays entrants?” Chronique Internationale de l’IRES, n° 88, May 2004.
[25] Math Antoine, “Protection sociale et inégalités: les débats européens”, in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Quel rôle pour la protection sociale ? (Paris: Drees-Mire, 2000), 59–70.
由 張育憬 在 發表
一、制定節電目標，達成用電負成長，增加備載的電力，讓供電更穩定；天然氣取代燃煤電廠，做為過渡階段的能源，讓再生能源有逐步發展的空間。
二、蔡政府提出2025年再生能源20％的目標，應有未來8年具體的策略和時程表，讓每任總統任期都有可以被檢視的政治責任。
三、課徵能源稅，將所有破壞環境和人們健康的成本內部化，是發展潔淨能源的必要法制。從2009年起，國民黨馬英九總統到民進黨蔡英文總統都把這個法案列為政見，但至今，連聽到樓梯響都沒有。
四、空污季節要有加強管制的整合性因應對策，協調燃煤電廠、大工廠降載減排，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強化高污染車輛管制等。
五、開啟社會對話，提出核廢料處置可行的時程表。
由 綠黨秘書處 在 發表
大會特別說明：2017年第十九屆第一次黨員大會現場之提案三、四、五、六、七及臨時動議，共計六案皆屬黨章修正提案。惟大會現場進行此六案表決時無會眾察覺違反本黨黨章第二十三條(
會議日期：2017年1月15日
會議地點：臺灣大學校友會館四樓（臺北市濟南路2-1號）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含委託書）
主席：吳律德
主持人：蔡中岳
紀錄：王德瀛、林珍誼、楊尚樺
一、主席宣布會議開始：14：20
二、介紹召集人、現場來賓：（略）
三、說明議事規則與確認議程
1.林震洋黨員書面提出秩序問題
（確認2016黨員大會中「以三權分立原則，重新制定本黨黨章。」提案之定位，讓它進入實質討論）
決議：未獲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否決。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36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19人；同意：14、中立：13、反對：22）
2.修正動議：將選舉提前至討論案前，報告案後
決議：獲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通過。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2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32人；同意：48、中立：1、反對：14）
3.其餘議程無異議認可後通過。
四、第十八屆中執委暨秘書處、黨部報告
（內容略，請參考大會手冊：https://goo.gl/TdXc2b）
變更議程動議：延長投票至晚上七點
修正動議：開放填項：修正至晚上七點、晚上六點、下午五點
決議：獲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修正至下午五點。
修正至晚上七點（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4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33人；同意：18、中立：3、反對：46）
修正至晚上六點（參加正反表決人數：75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38人；同意：37、中立：3、反對：38）
修正至下午五點（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8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35人；同意：68、中立：5、反對：0）
決議：獲參加正反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修正為「延長投票時間至下午五點」後通過。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6人；參加正反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44人；同意：65、中立：7、反對：1）
五、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中央評議委員選舉
（候選人政見、資訊略，請參考大會手冊：https://goo.gl/TdXc2b）
領票數：105，監票人:楊尚樺、陳致曉、邱花妹、吳律德
|
候選人號次 |
候選人姓名 |
得票數 |
當選註記 |
|
1號 |
劉鴻德 |
7 |
未當選 |
|
2號 |
易俊宏 |
60 |
當選 |
|
3號 |
賈柏楷 |
46 |
當選 |
|
4號 |
劉夏泱 |
27 |
候補2 |
|
5號 |
李根政 |
57 |
當選 |
|
6號 |
陳淑綸 |
75 |
當選 |
|
7號 |
Danubak Matalaq（瑪達拉.達努巴克） |
34 |
當選 |
|
8號 |
吳紹文 |
63 |
當選 |
|
9號 |
張志偉 |
30 |
候補1 |
|
10號 |
王彥涵 |
52 |
當選 |
|
11號 |
王浩宇 |
69 |
當選 |
|
12號 |
甘宸宜 |
38 |
當選 |
|
13號 |
劉俊彥 |
23 |
候補3 |
|
廢票 |
2 |
||
依本黨黨章第12條及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評議委員選舉罷免辦法第6條之規定
當選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員9名（依當選票數排列）：陳淑綸、王浩宇、吳紹文、易俊宏、李根政、王彥涵、賈伯楷、甘宸宜、Danubak Matalaq（瑪達拉.達努巴克）。經查，符合性別比例規範、符合原住民足代表及青年代表規定。
當選第十九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3名（依候補順序排列）：張志偉、劉夏泱、劉俊彥。
|
候選人號次 |
候選人姓名 |
得票數 |
當選註記 |
|
1號 |
楊逸群 |
12 |
未當選 |
|
2號 |
王德瀛 |
44 |
候補1 |
|
3號 |
梁益誌 |
80 |
當選 |
|
4號 |
張麗芬 |
74 |
當選 |
|
5號 |
林正修 |
21 |
候補2 |
|
6號 |
張育憬 |
60 |
當選 |
|
廢票 |
3 |
||
依本黨黨章第15條及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評議委員選舉罷免辦法第6條之規定
當選第十九屆中央評議委員3名（依當選票數排列）：梁益誌、張麗芬、張育憬。經查，符合性別比例規範。
當選第十九屆候補中央評議委員2名（依候補順序排列）：王德瀛、林正修。
六、討論事項（說明略，請參考大會手冊：https://goo.gl/TdXc2b）
案由一：審核 2016 年工作成果與經費決算案
決議：無異議認可後通過。
案由二：審核 2017 年工作計劃與經費預算案
決議：無異議認可後通過。
案由三：使綠黨黨章之運作與實際狀況符合
決議：未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決。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修改黨章應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82人；同意：45、中立：4、反對：17)
案由四：使綠黨黨章之運作與實際狀況符合
決議：未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決。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修改黨章應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82人；同意：61、中立：5、反對：2)
案由五：為保留未來綠黨承認其餘性別種類之可能，調整性別比例原則
決議：未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決。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修改黨章應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人數：82人；同意：63、中立：6、反對：7)
案由六：釐清性別比例計算基準，避免實務運作困擾
決議：未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決 。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修改黨章應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82人；同意：27、中立：7、反對：38)
案由七：考量各級組織實際運作之需要，調整性別比例原則
停止討論動議：獲參加正反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8人；參加正反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46人；同意：59、中立：3、反對：9）
修正動議(將得改為應)：未獲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否決。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2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32人；同意：5、中立：9、反對：57）
決議：未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決。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修改黨章應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82人；69票；同意：41、中立：7、反對：28)
七、臨時動議
易俊宏等黨員臨時提案：
案由一：黨章第五章第十二條修正案
說明：為健全中央執行委員之職能
辦法：如附件
提案人：易俊宏
連署人：王浩宇、王宜文、王彥涵、王德瀛、陳昭穎、黃民彬、林珍誼、楊尚樺、賈柏楷、趙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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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
原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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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執行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候補委員三人，由全國黨員大會直接選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中央執行委員互推兩人為共同召集人，男女各一名，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其組成如下： (一)全國黨員大會直接選出名額依綠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評議委員選舉罷免辦法所規定。 (二)已具備民選公職身分人員者，為中央執行委員當然成員，其員額數若超過黨員大會直選名額數，則自行相互推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成員，任期依其職務調整。 |
中央執行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候補委員三人，由全國黨員大會直接選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中央執行委員互推兩人為共同召集人，男女各一名，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
停止討論動議：獲參加正反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2人；參加正反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32人；同意：56、中立：1、反對：6）
修正動議（若超過修正為必須少於）：獲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通過。
（參加正反表決人數：67人；參加正反表決之多數同意：34人；同意：63、中立：0、反對：4）
決議：未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決。
（有效黨員出席人數：122人；修改黨章應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82人；同意：52、中立：9、反對：2)
主席宣布會議結束：19:30
由 monoditri 在 發表
今(22日)綠黨參與年金改革國是會議，與會代表鄧宇佑在「基金管理、財源」分組會議上表示：綠黨認為年金改革固然重要，但政府若不正視現行勞退與老年給付無法支撐勞工退休生活這個根本的問題，只在「繳多、領少、延後退」的財務問題上打轉，那國是會議就會淪為資方與政府針對分攤比例、法定費率的討價還價大會。
1.針對草案中提高勞保法定費率的部分，必須以減少職業工會納保者的負擔作為配套措施。依照勞保局統計，全國目前約有200多萬勞工於職業工會加保，且其平均薪資明顯低於產業工人。如逐年提高勞保法定費率，勢必對於職業工會加保且需負擔六成自負額的工作者造成龐大的負擔。因此，政府必須考慮修法，要求五人以下事業單位為勞工納保，以增加雇主應當負擔的責任。
2.關於政府考慮挹注勞保每年200億，應以課徵更多資本利得作為財源的考量。勞保老年給付有「薪資延後給付」的意涵，但也應該有相當的社會福利性質。在這個前提下，確保勞工的退休生活無虞，本來就是雇主應負擔的責任。若政府承諾撥補勞保，卻持續為財團減稅，並無助於實現財富重分配的目的。
3.政府目前喊出的所得替代率，常淪為「先射箭再畫靶」，透過基金獲利率、預估通貨膨脹的數字調整，計算出「能夠看」的數字。在全球金融風險難以評估的現況下，我們要求勞保的基金投資，應求穩再求好，而不是把勞工的退休生活視作國家的博弈籌碼。且需要公開精算方式與數據，做為改革的依據與參考。
4.為年金進行「止血」後，應盡快進入基礎年金的議程，才能真正確保台灣社會的所有人都能被納入社會安全網之中，確保一個有尊嚴、被照顧的老年生活。
》》延伸閱讀《《
綠黨【2016政策白皮書】尊嚴勞動：一份安穩有尊嚴的工作
https://goo.gl/Rz4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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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綠黨秘書處 在 發表
2017年綠黨第十九屆第一次黨員大會第二次公告
2017年1月5日發行
綠黨第十九屆第一次黨員大會第二次公告
出席黨員請攜帶身分證件核對黨籍，以領取表決卡與選票。
本屆黨員大會訂於 2017 年1月15日（週日）14：00 ，於台北台大校友會館舉辦第十九屆第一次黨員大會暨選舉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請花 1 分鐘協助填寫出席意願調查表，以便計算黨員出席人數。
大會摘要
一、會議時間：
2017 年1月15日 14：00 - 19：30
二、議程概要：
13:30 報到／14:00 第十八屆中執委暨秘書處、黨部報告／15:00 提案討論時段／17:00 選舉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19:10 臨時動議／19:30 大會結束
三、大會地點：
台大校友會館4樓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2-1號）
四、大會主辦、承辦單位及聯絡人：
主辦單位及聯絡人：
第十八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大會籌備小組總召吳律德、成員張育憬、梁益誌，秘書處組織部陳婉娥
承辦單位及聯絡人：北北基黨部主任委員張志偉、王德瀛
五、選舉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員（登記13名，應選9名）、中央評議委員(登記6名，應選3名)
1.中央執行委員登記(以登記先後順序)：劉鴻德、易俊宏、賈伯楷、劉夏泱、李根政、陳淑綸、Danubak Matalaq(瑪達拉.達努巴克)、吳紹文、張志偉、王彥涵、王浩宇、甘宸宜、劉俊彥。
2.中央評議委員登記(以登記先後順序)：楊逸群、王德瀛、梁益誌、張麗芬、林正修、張育憬。
3.選舉公報及號次
六、黨員提案數：
中執委會提案共2案，北北基黨部提案共5案
討論區(要登入黨員專區)：https://www.greenparty.org.tw/member/issue
七、黨員人數清查：
1.黨籍清查日：2017年1月2日
2.黨員總數：431人
3.有效黨員：正式黨員195人、寬限期黨員48人共243人
4.無效黨員(暫停黨員資格一年內，現場繳2016及2017年兩年黨費後恢復黨權)：188人
八、參與大會者務必攜帶：身分證件，無法出席請務必填寫委託書，並填寫：出席意願調查表
九、參與資格：
1.有效黨員
2.暫停黨員資格黨員，但當天現場有繳足黨費
3.現場入黨（當天無法領取投票卡、選票）
4.受邀來賓、記者與旁聽觀眾（當天無法領取投票卡、選票）
5.黨員邀請親友、來賓、或非黨員者參與旁聽，請先上網報名
6.具有其他政黨黨籍且未受邀為來賓的朋友，謝絕參與
前言
敬致黨員同志：
感謝所有為 2016年選舉的投入，出錢出力的伙伴，我們一起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選舉的結果確實不如預期，財務也立即陷入窘境，但中執、評委仍和祕書處同仁的共同努力，守護綠黨未來發展的基礎，努力維持財務與基本運作。
接下來綠黨面臨的挑戰是：能否在艱難的政黨競爭中，以過去累積的選舉和組織經驗，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面對2018的選舉，以及往後的黨務發展，很需要你一同商議決策，並且選舉出共同承擔綠黨發展的中執委、中評委新團隊。
期盼您1月15日撥冗出席黨員大會，讓我們一起為開創台灣新政治而努力！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闔家平安健康！
第十八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敬上
一、交通資訊
台大校友會館鄰近立法院、教育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交通便捷距臺北車站約5分鐘車程，距大眾捷運（藍線－善導寺站、紅線－臺大醫院站）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
二、大會議程
黨員與來賓報到
13:30 - 14:00 黨員報到、繳費、領取表決卡
黨員大會開始
14:00 - 14:05 介紹召集人、現場來賓
14:05 - 14:10 說明議事規則
14:10 - 14:20 確認議程
林震洋黨員書面提出秩序問題
確認2016黨員大會中「以三權分立原則，重新制定本黨黨章。」提案之定位，讓它進入實質討論。
14:20 - 14:30 中執委工作報告
14:30 - 14:40 秘書處報告
14:40 - 15:00 地方與議題黨部報告
討論區(要登入黨員專區)：https://www.greenparty.org.tw/member/issue
案由一：審核 2016 年工作成果與經費決算案
案由二：審核 2017 年工作計劃與經費預算案
案由三：使綠黨黨章之運作與實際狀況符合
案由四：使綠黨黨章之運作與實際狀況符合
案由五：為保留未來綠黨承認其餘性別種類之可能，調整性別比例原則
案由六：釐清性別比例計算基準，避免實務運作困擾
案由七：考量各級組織實際運作之需要，調整性別比例原則
17:00 - 17:10 投票說明
17:10 - 18:10 候選人政見發表、自我介紹(每位3分鐘)
18:10 - 19:00 投票／用餐交流／開票
19:00 公告選舉結果
19:00 - 19:10 第十九屆中執評委選舉結果公布、黨員大合照
19:10 - 19:30 臨時動議
19:30黨員交流、自由討論時段
各黨部自由招募黨員
新任中央執行委員確認第一次中執委會時間
三、黨員權利
註1：黨章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
黨員之義務如下：…五、繳納黨費。黨員自未繳納黨費日起，經通知若逾一個月未繳費，暫停黨員資格，暫停滿一年者，視同自動退黨。
黨章附帶決議：「定義有效黨員：凡未停權或暫停黨員資格者，即為有效黨員。」
一般黨員年度黨費 1200 元，學生及經濟困難黨員 300 元，請利用綠黨網站線上網路繳費機制：
步驟一：登入綠黨黨員專區，若黨籍顯示寬限期或暫停黨員資格，請進入步驟二。
步驟二：點選加入綠黨，確認資料後以非信用卡(ATM或匯款)、信用卡方式繳費。
若有黨籍系統疑問或認為系統有疏漏之處的黨員，請寄電子郵件至greenpartytaiwan@gmail.com詢問。
四、黨員現場提案、連署
黨員可於大會會議進行時提案，但須在當天大會「臨時動議」時段之前繳交提案表單、收齊連署人簽名。黨員針對本黨黨章提出的修改案，應有不含提案人，十位黨員以上連署。其它提案，應有不含提案人，五位黨員以上之連署。點此處下載黨員提案表
五、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選舉、選票樣張
六、委託出席
七、其他備註
本公告依據之相關法規：
附件下載：
由 張育憬 在 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