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與歐洲社會危機 (下)

譯者:陳宗延(醫師,台灣大學工會秘書長,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倫理研究與教學中心」碩士畢業,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關於作者

 Roland Pfefferkorn,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當代法國的社會與性別的不平等。2015年5月21日,作者參加瑞士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舉辦的紀念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國際論壇「晚期資本主義:其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政治面向」其中的工作坊「長期危機影響下的歐洲社會」而發表了此份報告,後來由Tom Gagné  譯成英文,載於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第99期

【校按:此中譯版本對照法文原文作出校閱,訂正了英譯版本某些不準確、甚至錯譯之處。2017年4月14日起分上、下篇專載於台灣綠黨網頁。如要轉載或引用,請註明出處。】

上篇

  • 無人否認的結論:三十年來不平等的增長
  • 不平等的增長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 歐盟機構的角色

下篇

  • 工資縮減與生活水準惡化
  • 朝向性別平等的緩慢進展受阻

乞討者手舉紙牌上寫著:「要吃東西,請幫助我,謝謝!」
乞討者手舉紙牌上寫著「要吃東西,請幫助我,謝謝!」

工資縮減與生活水準惡化

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結果,最終是工資縮減(wage austerity)——其效果或強或弱視乎我們關注的區域或國家而定,也取決於政策實施的有效程度與勞工的抵抗。因此,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逆轉了這些國家直至1970年代中期之前對減低社會不平等的動力;而從那時起就有無數統計資料和社會經濟研究證實這點[1]——儘管在同一時期的社會科學對於社會不平等及其惡化之研究相對不感興趣[2]

工資佔總體財富份額的下降,自從1980年代早期被觀察到以來,是伴隨著利潤佔比的增加與利潤率的恢復。利潤佔比貢獻於稅捐的部份大致維持常數,貢獻於利息的部分由於公司整體上的債務縮減而下降。投資率幾乎維持穩定。最顯著的發展是,利潤佔比流向股東作為分紅的部分提高。這造成社會不平等增加、有利於生產奢侈消費品、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膨脹,最終引起了2008年的危機。

更有甚者,對工資收入者,特別是勞工階級來說,勞動條件在近數十年來的惡化[3]。根據位於都柏林的「歐洲生活及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on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第五次調查(於2010年進行)的結果,自1991年以來,在工作中暴露於物理及化學危害的勞工比例上升了。相似地,從事重複性工作的勞工面對強大的時限壓力也增加了。與工作場所的病態組織形式相關而造成的自殺,同樣可以觀察到增加社會心理風險的問題。服務產業(通話中心、零售市場等)中的低技能受僱者也多未能豁免,他們在整體勞動條件的廣泛惡化之中佔有一席之地;而自從「新管理」方式被引進後,大部分的公眾服務部門也面臨相同狀況。

外包和臨時工、定期契約、部分工時工作等(譯按:即「非」典型勞工)的使用,刺激了不安定性的增長。這些進程,突顯了正規勞工(permanent workers)和不安定僱佣勞工間差距的擴大,前者的工作仍相對受到保障,而後者則涉及外包或臨時的特別危險的工作(搬運、維修、清潔和廢物處理)。

致癌物暴露的統計數字,主要存在於這些較危險的工作類型中。一位法國勞工在六十五歲前死於癌症的機率,是一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十倍之多。然而職業性癌症卻仍處於大體未知的狀況,這是由於Annie Thébaud-Mony所謂的三重隱形(triple invisibility)所致:對毒物無知(toxic ignorance),或者說對於被引入生產中的上千種化學物質的毒性缺乏知識;物理隱形(physical invisibility),或者說致癌物的不可感知特性,加上暴露於這些風險中的勞工缺乏資訊;以及社會隱形(social invisibility),這些癌症在職業病分析中的認定率非常低。最後,我們必須強調致病的工作環境被大幅外移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窮困區域[4]

新自由主義的時期中,也可見公共服務逐漸被拆散,造成特定區域的設施關閉[5]。因此,對市郊或鄉村區域的居民來說,地理移動性的限制(缺乏公共運輸網絡、交通成本等)促進了他們的經濟不安定性。這兩類地方,是一種特定類型不平等發生的地點。失業和不安定僱佣是市郊發生的事實,而婦女的無就業活動是許多鄉村區域的重要特色。對比新移民人口來到城市,鄉村區域的人口標誌著低度具備就業資格和訓練的大眾階級。

青年勞工和移民工處於受到勞動條件轉差與低薪的衝擊的第一線。但是,婦女比男性更加集中在艱辛工作的部門(變形工時、負重工作、嚴厲時限下的重複工作、性騷擾和毒性危害)。她們也大量地以自僱自營或僱佣勞動的模式出現在日益擴大的個人服務部門(家務工、兒童照護、老人照護)。這些工作通常都是痛苦而受辱的。最後,確保家庭和家務工作的完成,婦女佔了壓倒多數——「家務勞動的雙重負荷」(double burden of domestic labor)。更有甚者,儘管女性主義者三十年來極力訴求,男女性間的勞動條件差異仍是性別不平等最強烈的特徵之一。

 

朝向性別平等的緩慢進展受阻

自從1960和70年代以來,女性接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婦女參與專業活動的發展、及對她們自身生育的控制權,都促成了男女性別關係的結構性轉型。1970到1976年間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是這種轉型的一個成果,而它轉而強化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的相關進展。

然而,儘管有無可否認的進展,不平等仍在許多家務領域、公共空間、或專業生活中持續存在,而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對女性造成的衝擊——特別是公共服務和福利國家受到的侵蝕——大體上有三個主要方面。首先,身為這些部門的勞工,她們面臨工作條件的惡化,甚或是她們的工作因為民營化、組織精簡或向其他低成本勞動市場遷移而失去了。第二,更有甚者,婦女作為社福計畫的受益者而受到嚴重影響;這些計畫的消失或惡化突顯於許多國家轉為以工代賑(replacement of welfare with workfare)、東歐國家某些對母親的育兒服務的消失等方面。最後,為了替補衰弱的公共服務,婦女必須擔負更高比例的靠助者(兒童、老人、殘障者或病人)的照護工作。另外許多被指派做這種工作的婦女--當這些工作被社會化時——是來自更貧窮國家的移民。因此,我們在分析這些變遷時必須考慮「國際照護鏈」(international chains of care),而這是由於婦女(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馬格里布〔Maghreb〕、土耳其、東歐、拉丁美洲或東南亞〔包含菲律賓〕)大量地流入這廣大的部門工作而造成的。

自1970年代以來,階級不平等的分析日益豐富也越來越複雜,但也由於其他不平等的範疇的出現而部分地受到了挑戰和掩蓋:這包含了男女性別、不同年齡群體與世代、在地原生與移民、族裔群體等等。這些變化不僅因為特定鬥爭(婦女、青年、西歐大都會的移民人口、反種族主義鬥爭、反對市郊的社會及空間隔離的鬥爭等)的發展,也是因為隨之而來的意識型態論辯與理論發展。這使我們能將迄今被忽視甚或無視的社會實在面向(例如,家務工作、膚色界線〔color line〕、鄰里效應〔effects of neighborhoods〕等)提升到科學客體的層次,也引起新概念的發展:性別與性別的社會關係、勞動的性別分工、世代的社會關係、社會不平等的空間化等。這便賦予社會科學一個任務,關於這些不同類型不平等間關係的困難問題;舉例來說,考慮權力的現象(支配或壓迫)及其引起的社會關係,從而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試圖去解釋。

這些分析的複雜性,不可讓我們無視於反平等主義論述的翻新。在1980年代時,在批判平等主義的庇護之下,右派對平等發動了重大的攻擊。過去三十年對不平等的辯護,是由多種不同意識型態潮流建立的:當然有右派的參與,卻也包含了左派政府。這些所謂的左派政府,是以一系列的形容詞(現代的、新的、有效率的、透明的、甚至是自由的)包裝的。例如,法國總理瓦爾(Manuel Valls)(譯按:2016年底辭去總理職位而準備代表社會黨競選總統,但結果敗於黨內提名初選)想要「終結懷舊的左派,它是自限於逝去年代與懷舊往昔、被馬克思主義的超我(superego)和戰後繁榮(postwar boom)的回憶縈繞的左派[6]。」幾個月後,他更進一步闡明「左派也有澄清真理的義務」,以此正當化他延續新自由主義政策[7]。反平等的陳腔濫調,如今被這個「左派」政府中最保守的成員辯護著,他們已毫不遲疑地公開讚賞不平等的德性,他們之中每個人都要置喙一番。2015年一月,經濟部長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譯按:後來辭職並脫離社會黨而以獨立身份競選總統,被視為有力問鼎總統寶座的候選人)毫不躊躇地引用吉佐(Guizot)(譯按:或譯「基佐」,法國1830—1848年「七月王朝」帝制復辟時期的大臣和首相)的話:「我們需要想變成億萬富翁的年輕法國人。」他更進一步補充,他偏好「有才能且承擔風險的人能得到高報酬,而不是一個衰弱的年金受領者的經濟體[8]。」

這些反平等的陳腔濫調是由三種聞名的主題編織而成:平等首先是齊一性(uniformity)的同義詞;不平等接著以差異權之名被捍衛。這種論述是立基於一種雙重混淆,一方面是將平等等同於同一性(identity),另一方面將不平等等同於差異(difference)。其次,更進一步的論述是平等帶來無效率。確保每個人擁有相同的社會地位,使得人們失去動力且毀壞競爭的基礎,因而對個體和社群而言都是反生產的(counterproductive)。不平等終極而言有利於所有人,包含「輸家」和「贏家」。但反平等的論述主要倚賴於這第三種論述:平等意味著限制自由、讓渡自由、甚至限制「市場自由運作的功能」,這會無可避免地為最糟的極權主義的地獄開路。

然而,平等絕不意味著同一性(或齊一性),正如不平等亦並不保證差異。社會條件的平等能夠為行動與存在開創多重的可能性,而這較有利於肯定獨特性(singularities)。市場產生的不平等造成大量失業和生態浩劫。最後,不平等造成了壓迫。對失業者、窘迫的部分工時工作者、沒受過基本教育或那些因過勞而短壽的人來說,自由意味著什麼呢?就是保證不平等的那個唯一的自由(譯按:上述反平等的第三種論述):為了保護少數人的物質、制度和象徵的特權,而以損害大多數人的權利為代價[9]

 


[1] 關於法國,參見我們的著作:Alain Bihr et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2] 參見 Roland Pfefferkorn, Inégalités et rapports sociaux. Rapports de classe, rapports de sexe (Paris: La Dispute, 2007).

[3] 參見兩個條目:“Conditions de travail” d’Annie Thébaud-Mony, 收錄於 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4] 然而,環境不平等也加強了較富裕國家的階級不平等。參見 Razmig Keucheyan, La nature est un champ de bataille (Paris: Editions Zones-La découverte, 2014).

[5] 參見條目 “Ville/campagne” de Julian Mischi and Nicolas Renahy, 收錄於 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6] Manuel Valls, 訪談刊載於 L’Obs, October 23, 2014.

[7] Libération, December 11, 2014.

[8]  Emmanuel Macron, 訪談刊載於報紙 Les Echos, January 7, 2015.

[9] 這種論述主要的發展者是 Tony Andréani 和 Marc Feray, Discours sur l’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chapters 1 and 3; 對這種論述的總結可見於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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