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黨2006年前進北高兩市議員參選座談會記錄

2006 / 07 / 04

綠黨北高兩市議員參選座談會記錄 摘錄：炳原 時間：2006/6/02 地點：博仲法律事務所會議室 
出席：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總幹事＿韓仕賢；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婦女新知董事長＿黃長玲；工人民主協會常務執行委員＿林垕君、朱維立、姚欣進；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張宏林；女工團結生產線＿鄭小塔；綠色陣線協＿林震洋；勞工教育協會＿柯逸民；社會潮流網＿宋明達；綠黨＿林聖崇、謝若蘭、陳曼麗、林正修、文魯彬、彭渰雯、潘翰聲、潘翰疆、陳朝順、徐文彥、彭淑蔆、溫炳原。

聖崇：我想今天的聚會基本上，是因為整個社會現在有很多無力感，在此刻的選制下，如果我們這些代表弱勢的勞工、環保或同志等的團體，也再沒有發聲的話，未來的選舉政治加上台灣的媒體環境，恐怕沒有人會談這些失業、環保、性別、人權及同志…的議題了，特別是單一選區蓄勢待發的今天，各級的民意代表更關心的，是回到自己的選區內，經營選民服務、串連樁腳，進行基本票源的固票與綁樁。前幾天當環保團體去立法院遊說委員時，竟然有民進黨的立委甚至就直接說，你們不要把我們想成很神聖啦！我們其實很粗俗，現在是「隨人顧性命」，我們就是要顧地方，你們太理想了！氣得我跳起來跟他嚷嚷。這樣的政治運作，其實不是我們國家所需要的。但社會團體是不是應該進入民主化之後的選舉市場，開創新政治及新的國家資源分配模式呢？還是應該仍然堅守民間立場的社會運動模式呢？綠黨今天想聽聽各位社運界朋友的意見與想法，我們並不設定特別的議題，除了選舉之外，如果還有其他對綠色政治的看法，也請一併提供出來，讓我們重新思索，而如果有興趣對選舉的模式、人選、經費…進一步的討論，現場也有不少有參選經驗的人，希望這樣的交流能夠激發出更多策略與行動，以創造出新政治的運作模式來。（…有參選經驗的人是不是應該先談一下…）1989年，我突然心血來潮，跑出來去登記參選新竹市長，由於大家族老早就捐款給民進黨，所以我被家裡的人大罵一頓。我在自辦政見會中每天講六場、講了五天，總共三十場，從早上七點講到晚上十點，有時場下只有一個人，我還是照講，講到負責蒐證錄影的二個警員說，錄了這麼多場演講，不投我好像不好意思了！所以破紀錄變成全省自辦政見會最多的人。

曼麗：我只選過里長，規模比較小，比較好玩，我覺得非常好。但我也看到有一些婦女，參選對她們而言，壓力之大更甚於男性。不同層次的選舉有不同的關注點，市議員的層級比較強調造勢，里長層級也許就需要更多的耕耘。現在大家參選的意願很低，政治人物的形象不太好，很多人不想淌這趟混水，所以第一步應該是讓關心政治的人更多，第二步才能讓更多的人投入政治的參選。選舉是一件蠻辛苦的事，但如果是用社會運動的態度面對選舉，那壓力就不會這麼大，不過也要小心，因為選民也會有感覺，社運參選人的當選意願與企圖心不是這麼大，也會不想浪費自己的一票。剛剛來還跟一個朋友聊了一下，她覺得綠黨還沒有準備好，所以如果綠黨要參選的話，我們也應該要自我評估一下，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我們的。我想再談一下日本的代理人運動，這是靠著生活協同組合、有點像一個合作社組織的團體。他們本身的社員很多，從社員中徵選出代理人，代理人只做一屆，所有的薪水，自己只留10％，其餘捐回組織。這個運動在日本有成功的經驗，我們主婦聯盟剛開始的時候，走生活消費合作社時，也在想這是不是未來的可能性，也想讓自己組織推自己的候選人。但這個運動的關鍵是要帶「心」，也就是組織理想性平常就要教育出來，選舉時候讓社員像小蜜蜂到處去拉票，不過這跟傳統政治的樁腳動員文化不一樣，該運動會很清楚地讓選民知道，所推出來的候選人是有一個大家的目標，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而這些人是沒有私心、很純淨的，不會關說、亂搞狗屁糟糕的事，做了一任也就會下來，換別人上去當代理人。這是會非常有效的，但中間的連結是很重要，比如荒野與主婦聯盟有10,000多個家庭，可是有些人是為了自己健康的私利而加入的，如果能再加強會員間公益理想性的連結，就可以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了，我想如果我們想從社會運動來做，政治代理人運動是值得做的。

魯彬：我可能是在座唯一沒有資格參選的人，我要等到2013年才有資格參選。但我卻時常跟一些社會運動的朋友們，不斷地討論參選這件事情，「競選是不是跟我們社會運動在平常做的事情差不了多少？！」、「我們是不是有可能透過選戰來，把平常社會運動在做的活動或運動，變成選舉活動來宣傳我們的理念呢？！」 讓更多的人接觸到我們的綠色理念。從選舉的市場角度來看，不管是在歐洲還是在台灣，選民有選擇與眾不同、更有特色候選人的需求，而不是那種「換了屁股也換了腦袋」的參選人，所以堅持社運理想與行動的候選人也可以是有市場競爭力的。

正修：我們這些綠黨或者綠色政治的人有兩個特色，一是我們比較沒有權力慾望，另一個則是我們非常的政治不專業，而在台灣這兩個氣質是綁在一起的。我們在其他國家的朋友，像德國或澳洲的綠黨，他們是專業的政治人物，但卻也保有綠黨新政治的氣質。也就是在政治上還能夠一直有創新的主張與行動。別人是非常專業的，我們是業餘的，他們有很多的政治創新，比如說德國是怎麼樣地抗議複製人，他們綠黨第一次進入議會時，是戴著同樣的複製面具，同時一人也帶著一盆花，告訴全部的人，他們是反對複製人議題的。有很多的政治創新，這一部份台灣也有自己的潛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警覺到自己是很不專業的特質時，那我們只好繼續當社團，大家來聊聊天就好。我這邊提一下跟印象中不一樣的數據，剛剛有人說台灣民眾是很冷漠的，你要不要看看全世界的得票率，台灣是排在哪裡，連台北市這樣比較低的選舉都有五成，你越攪投票率就是越高呀，所以基本上台灣是一個高度動員的社會，只是我不敢保證這種動員是正面的發展。議會民主倒底是什麼意思？！「選」是不是就真正代表了民主，而「選上」了到底可以做什麼？綠黨還沒有討論這個議題，也沒有跟台灣進步性的力量結合起來。在歐洲的經驗是紅的與綠的力量一定要交流，移民、同志、殘障…等弱勢及少數的議題，即便都是左的政黨，但真正辯論起來立場是不一樣。而我們台灣則有太多包袱，統獨藍綠…我們還不夠生活取向，也不夠深刻，因此也只就現實政治進行辯駁，最後我認為如果今年市議員不選的話，那明年立委也不要選了，因為政治這東西，不會因為你旗幟一插，群眾就望風披靡，不是這樣的！你一定要有一些足夠生活實踐的力量及密度，讓人家有機會認識你，我就講政治傳播需要有一些大量、正確的資訊，重複不斷地傳到閱聽者身上。選擇北高兩市是因為近來台灣真是悶得不得了，近來選舉也只有北高兩市，而北高兩市本來就是我們這些進步力量比較可能的地方，要打都會的生態議題、同志議題也比較可能，還有網路高科技也真得帶來了不一樣，傳播、溝通甚至到了合法化性的改變，足以讓我們畫一條線說，你們是舊政黨政治，我們是新政黨政治，現在不試試看也實在說不過去，如果我們是有準備的話，不一定要是綠黨的人，綠黨可以做為一個操盤手，結合工人、原住民的議題，這樣台北六個、高雄七個選區，不管選得上或選不上，至少就是能夠把話講清楚。現在我們在台北市最大的對手，其實是代表台聯的周玉蔻，我發現她現在完全承接了這樣的情勢，大家現在都很討厭民進黨，而有些人是不可能投藍的，但如果我們沒有比她更活潑、更新、更有創意的話，恐怕得票率會比台聯難看的多。沒上至少要一半六千票，才能把綠黨的概念講清楚，而我們期待社會宣傳的效果也才會出來。

宏林：以我們自己的觀察，我想用選舉做環境運動，今年會是一個機會及試金石。但如果要出來那就要當選，就必須要有打勝戰的想法，否則講環保若只有一千票的話，那幹嘛出來選！幹嘛用這樣的方式來推動訴求或政見，也有誤導之虞，誤會環保訴求沒有市場，那會變成只是一種惡性循環而已。所以面對過去這樣現象所形成的問題，希望也能夠透過今天這樣的聚會，聽聽各位前輩的想法，看看能不能找出解決之道。就荒野的角度並不怕碰政治，過去也倡議要跟民意代表接觸，我們其實也不諱言，政治其實就是人際的信任，荒野過去在拿捏的，也就是如何找個值得信賴的人，過去我們並沒推出自己的人，也並沒有很清楚社運界所推出來的人的政見。如果有適當的人選，不管是裡應外合，或者是直接推薦給我們的會員，做為一個比較好的選擇，荒野也都樂於加以協助。只是過去出來選舉的人，我們也說實話，其實並不是說荒野很重要，但再怎麼我們荒野一個人也是一票，我們也有自己的廣播節目及人際網絡，以及其他的一些資源可以協助，但好像進步的力量之間並沒做很好的連結。

仕賢：我來分享一些經驗。我沒有參選過，但有兩次輔選的經驗，一次是1994年高雄縣議員、一次是2004年高雄市議員補選。高雄市的輔選經驗比較深刻，從不到2000票的得票結果，我們也證明這是一個大挫敗。以補選為例，不到三成之低投票率的外部環境來看，豬仔議員的賄選事件，讓後來補選時，選民覺得選誰都一樣，我們無法說服選民，讓他們非出來投我們不可。事後的內部檢討，我們覺得有幾件事情是值得反省的。首先是候選人到底在地區的經營夠不夠。當初我們認為當地的藍領人口多，可能有利於工人階級的訴求，但台灣的選舉是靠人、靠我認不認識你來投票。第二是選戰策略失效。因為缺乏資源、又擔心沒有能見度，而高雄地方報紙也很惡毒，要求一條新聞要收五千塊，後來決定投入這樣的遊戲規則，卻又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而看不到效果，雖然有一些特殊的訴求，卻讓當地人也僅是選舉花絮新聞之類的，不見得認真看。第三個是政見不夠犀利。我們當初所提的政見無法有效統合，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政見是匆匆忙忙提出來的話，連作文宣的人都會心虛，我們的團隊也有這一類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的候選人及團隊還是沒有準備好。

垕君：工協過去也沒有參選過，對於社運團體政治化、選舉，我覺得過去的參與有兩個模式。首先就是有人參選了，我們社運團體就跑過去幫忙。另一個部分是像泛紫一樣，把大家找來討論，看有沒有政治化的打算，有沒有長遠發展政治化的可能？這個部分我一直在想有沒有可能成形，但我也很悲觀，因為NGO、工會或者社團要談政治的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我們過去已嘗試「推廢票」、「人民老大」等運動，我們因為是工會團體，也必須要幫忙在工會內推這運動，但要跟工人談政治問題是非常難的，也常常因為過去個人式的參選行動，也導致其他人一次比一次地絕望。以曾茂興參選為例，他第一次參選得了9,000多票，第二次提前一年做準備得了18,000票。他覺得為工人付出這麼多，才得18,000多票，他就不幹了！從此不再參選了，跑去當國策顧問了。這對我們而言，都是很大的挫敗，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要跟工人談政治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要嘛！他們會說「你看！我為工人付出這麼多，幫過這麼多勞資爭議的案子，最好也只不過18,000這樣一些票」，更不要說還有那些1,000多票的例子，也常被拿出來談。另外是現在的選舉，如果你要勝選，其實也不一定要靠政見，比如在工人團體就是不需要靠政見的，有誰知到曾茂興的政見是什麼嗎！？你現在又看到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壓力，你看現在為什麼立法院很快地休會了！因為所以委員都無心於問政，而急著跑回去經營基層。就是說現在其實是沒有人要打議題的啦！要打議題就只有向媒體爆料、打弊案。所以有更多的立委就回選區，每天跑紅白帖，這最有用、這就能當選了。如果要談當選，我們必須要多做很多可以當選的事情，比如曾茂興第二年為什麼可以多那麼多票，那是因為前一年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做很多勞工服務的陳情工作，所以我們很清楚那個區域，開多少票以及是誰投的票。可是如果不做這樣基層服務的事，我們對自我的設定就變成，以宣傳為主，但也不要對自己當選有很高的期待，就不要認為第一次、第二次就要當選。如果我們是這樣設定的話，我相當贊成正修的意見，如果是要形成一個參選的聯盟，這就是一個長期的工作了。我覺得第三勢力的空間，長期以來是一直都有，問題是說台灣的選民、政治文化真得是要進行一個新政治運動來改變了，如果大家要進行一個新的政治典範的話，應該是相當長期的。我蠻贊成現在的兩個最重要問題，是失業跟環保的問題，也因此更應該討論「紅綠聯盟是不是可能形成、要如何形成？」

長玲：在新知內部有個參政組、也是泛紫的成員。對於參政、政治化或者參選，新知內部參政組曾經討論過，也存在著很高的共識。第一我們不想要政黨化、我們也不想要參選。很簡單的理由是台灣的新舊政治並非西方的脈絡，所謂的第三勢力也並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模式。台灣第三勢力的問題在於，要選上不是問題，但存活很難。新的政治勢力的出現，很容易吸引選民的注意，以新的選制而言，單一選區是毫無機會，但在兩票制上，34席不分區的部分，如果社運團體推人出來，是有可能選上幾席的。問題不是在選上那幾席，而是選上之後，社會運動跟政治的關係是什麼？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去幾年參與婦女運動以及目前我個人研究的幾個心得。剛剛正修提到一個重點，就是我們這個國家行政權獨大的一個現象，其實還不只獨大問題，由於過去獨裁的歷史，我們的行政機器的龐大，已經超過很多人的想像。最近的弊案點出了一個問題，國家資源為何可以如此容易被轉移？我個人認為這是台灣政治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卻不是立法院關心的問題。過去朝野惡鬥到這種地步，很多法案都不能通過，但只有一種法案－減稅，而且是減富人稅的法案會通過。我們剛剛談的選舉都只是立法權的部分，而我們也看到了行政權其實是相當獨大的局面，朝野惡鬥的僵局就是在雖然泛藍掌握大多數的立法院，但是對行政權一點辦法也沒有。在這樣的過程中，我拋出了一個議題，選舉只是掌握立法權的一個思維，剛剛大家也都討論過有什麼樣的困境，包括媒體環境惡劣、資源極度缺乏等…，而掌握行政權、改造國家機器則是另一條路線，同時這個改造不是以一個政黨的身份來進行的，改造國家機器其實是以一個市民社會來進行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一個互動的過程，我覺得在台灣邁向國家民主化之際，是有一些空間及體制漸漸地在打開與建立的。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從婦女團體的角度來講，2002年中央通過了兩性工作平等法，到了各縣市就有了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依據該法該會包含了政府官員、學者代表及團體代表3種人。這其實就是法律賦予一個有民間團體參與的委員會，有行政裁決的權力，而這個裁決，官僚是不可以改的，如果裁決之後，業者不服，也只能打行政訴訟。從婦女團體的角度來看，這是我所稱之為對行政權的改造，如果我們找了對的婦女或勞工團體代表，做出來的裁決就比較符合我們在性別或勞動議題的訴求。這是國家與市民社會共治共決的一個模式，也就是賦予了婦女及勞工團體參與體制的一部份，而這不是屬於選舉或立法權的一部份，而是歐洲現在談的「準政府的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又如電費、水費、健保費等，這些不管誰掌握了立法權都不想漲，而掌握了行政權都想漲的議題，最後所採取的方式極可能是，用一具有公信力的獨立委員會來進行裁決，這也是我們認為社會運動，為何不用民主參選來取代民主參與的原因。最後補充我對社會力其實是很樂觀的，儘管大家包袱很重，也有可能有二次政黨輪替，社會運動有其活力，理論上也有所謂的政府部門、立法部門及社會運動的鐵三角，三者要彼此有進展才是有幫助的，如果社會運動的力量一下進入到行政或立法部門，乍看之下是個大勝利，但很快地就會可以發現空洞化的問題，而這就是我們的思考。

朝順：過去代表綠黨參選，為什麼參選呢？是因為綠黨是政黨，我們跟社運團體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做為一個政黨，參與政治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參選，而這也是外界認識政黨（包括綠黨）最基本及主要的方式。以綠黨自己的力量來看，我們透過選舉參政的表現，雖然沒有到達實質當選的階段，但卻也整理出一條選舉參政的路線，而這也是綠黨一直想跟社運團體對話的部分。我們希望透過選舉，取得席位，進而影響執政方向，同時搭配一直進行的社會運動，來完成改造台灣政治體質及其資源分配。這也就是綠黨所希望扮演的「平台」角色，讓各個具有新政治想法的社運團體進行溝通與互動，以整合出一些共識，我想這是綠黨選舉參政工作的重要核心價值。

欣進：今天來參加綠黨所召開這樣會議，我覺得有一個最核心的觀念，也是我認為這個會議最有意義的部分，就是我們踏出了對政治自省的第一步，「社會團體參加台灣的政治活動，是新政治？還是舊政治？」，今天我們來參加的社運團體最基本的一個出發點，是我們有個如勞動權、環境權、受教權、婦女權、原住民權或同志權…等之類的社會基本權利，我們有種種與我們社會現實利益直接反應的社會權利，但是我們卻沒有與之相呼應的政治權力，我們無法在政治領域內打造出與我們社會權利相符的體制及指標。不論是在台灣、美國、歐洲或者世界其他國家，我們看到社會權利及政治權力都是兜不起來的，更糟的是舊政治的政客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來支配、主宰我們的社會權利。過去社運團體懂得向立法院遊說及施壓來執行或實踐這樣的權利，但現在不管是勞工或者環境團體，我們卻被賣掉了，因為在選票多多欲善的考量下，他們對權益的考量往往跟我們的社運主張是互相衝突矛盾的。我們已經不能夠寄望、依賴他們了。今天我們不同的社運團體其實有一個「追求更公平、公正、合理社會」這樣的共同目標，在這個架構之下，從長遠來看，我們絕對有必要及條件，也有可能來組織一個多元社運團體的政治聯盟，推出共同的候選人來爭取符合社運主張之社會權利的政治權力，我們的政治權力應該服務於我們的社會權利。以北高兩市選舉為例，市政建設其實與我們社運息息相關，我們社運界提出來的政治號召是以議題取向，我們不搞樁腳、紅白帖文化，所以要拉票對我們而言是相當困難。但是難道市政議題是那麼抽象嗎？它跟我們的現實生活利益那麼毫不相關嗎？以我這兩年在台北的生活經驗而言，恰恰好不是這樣的，我們抽象的追求環保、追求公平的議題，放在市政觀點的角度上，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舉個例子，我住在民生社區，假日時我們喜歡到基隆河旁的綠地空間跑跑走走。但最近我卻發現有些不一樣了，許多原本規劃為棒球場、綠地的公共空間，竟靜悄悄地發包承租給養狗的、租腳踏車的公司，進行商業營利的私人行為，公共的資源或空間的使用，本來是可以進行討論的，但在為私人利益而偷偷挪用公共空間，這樣不尊重公眾的情況下，結果是填飽了特定的私人荷包，而犧牲了市民的生活品質，這讓我深刻地體認到，台灣多麼需要一個從我們貼身利益出發的新政治。

錫?：社運跟政黨是不一樣的，從一般民眾的認知與觀感來看，社運所關懷的是比較狹窄觀念的議題，可以提出單一的訴求，但卻沒有辦法如政黨一樣，提出宏觀治國的關照，所以基本上社運要跟政黨一樣跨入政治來參選，中間是有一條很大的鴻溝要跨越，這也就是新潮流講的社會運動政治化，為什麼要政治化，因為如果像勞工運動，只侷限在爭取自己的權益、要求老闆加薪…如果沒社會感動，那整個社會跟你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整個階級運動就會向下滑，而也只有社運團體政治化後，有了比較宏觀的想法，才會去推像「稅改」這樣的體制改革，或者展現一些政治化的行動，像製作「勞工投票指南、拉下金權立委」，勞工才有展一些力量，讓立一些法欺負勞工的立委落選。綠黨本身沒有明星，台灣遇到一些社會議題，綠黨也沒有出來講話，沒有挑戰根本就失去了許多機會。你不要以為藍綠在選總統，泛紫為什麼要出來攪局，因為我們挑戰藍綠，覺得藍綠都是混蛋，所以我們丟的議題都是藍綠最痛的。但要挑戰是要先做功課的，你必須創造議題、適應議題，我們看到這一議題就要去打，又如「卡債卡奴」「反貪腐」也是這樣的道理。單一選區二票制是一個機會，但社運者都有潔癖，要社運參選找不到候選人。另一方面以大環境來說，台灣中間偏左的運動根本還沒有開始，所以我們心目中的候選人，就是將在社運界有發言位置的人聚集起來，雖然沒有像李登輝宋楚瑜這種大老級的探照燈，但我們社運界的特色就是有許多小蠟燭，把這些光聚集在一起還是會有能見度的。民進黨執政後把社會運動的能量吸納光了，我覺得選舉並不是困難，議題操作與形象塑造都不是問題，最難的是沒有一個有基本盤的政黨可以來操作。以綠黨來說，單靠那空氣票是蠻難的，最終還是要靠有一波運動來幫忙，而綠黨要參選也需要整個社會運動來幫忙，也需要好好地規劃新的選戰方式，挑戰一個老人政治，這樣對既有的政黨才會有壓力，這是一個我的想像。

逸民：我本身在工會工作十幾年，我覺得台灣的工運環境真得很難，好不容易密集培養了一個優秀的人才，不管是景氣不好或是遷廠大陸，廠一關掉、環境一變他就走了，但這樣惡劣的環境，我覺得想要真得發展基層，還是需要跟工人站在一起，看透過這個黏在一起的機會，瞭解他們是如何看待藍綠惡鬥？看能不能讓「站在一起的意識」處理此議題，讓工人看破藍綠對抗的政治，看懂現有政治機制在玩什麼？！我覺得這是需要花大量時間去經營與處理的。現在社會運動的環境不在，工人也慢慢不見了，但我們終究還是要面對中產階級的問題，如何去改變中產階級的想法，我覺得這是關鍵。這幾年雖說民主政治也有進步，但我們的政治貪腐、墮落的地步，絕對比進步還來得多，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問題特別大，這次的選舉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呢？到底是要用傳統政治中的主流價值，還是要用邊緣弱勢的議題？因為如果按照既定的選舉政治邏輯，不管是媒體戰或綁樁動員我們是玩不過藍綠的，我們還能用什麼來對抗藍綠的動員？是不是有可能發展出中產階級更基進的行動？我覺得這是社運界在這次選舉可以推展。

震洋：最近在讀花妹翻譯的「究竟該怎麼辦？」這本書，裡面提到生態主義應該有三個連結，1.以貫穿體制由下而上如綠陣的民間基層組織2.取得政治的位置3未來的願景。身為綠黨黨員，跟社運朋友聊天時，經常會聽到如果能量不夠，就不要選好了。我自己的觀察並不是這樣的，其實現在搞政治的個人或政黨都投資了很多，所以一旦當選就會拼命地要回來。因此我們的政治代理人跟現在選出來的議員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讓外界更清楚綠黨政治代理人跟現有代議政治有什麼不一樣，而不論我們這樣的候選人出來，還是找到這樣的候選人來，這是綠黨努力的目標。

偉傑：前幾天一個記者來訪問，聊了很多，但他說你講這麼多，讀者是會沒耐心或聽不懂的，你能不能用一句話來形容，讓他們可以很快地瞭解。我想了一下，我覺得是一個「可能不太一樣的明天」，談一個新的可能性。我覺得新的可能是我們應該要做的。環保過去經常與經濟是衝突的，現在新的可能反而是有可能讓環保是經濟最大的動脈。只是我們太不熟悉其他人所熟悉的語彙，所以沒辦法串在一起，還有像上次選舉也有其他的工運團體出來參選，但訴求語彙放在失業或為工人服務，這個不錯但面向卻不夠廣，我覺得綠黨應該出來做串連，把層次拉高到改變公共資源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以環保議題為例，就可以變成如果把資源分配到蓋很多焚化爐是不好的。這樣的通則也就是國家有很多資源，但分配的方式很不公平，參選就是要改變既定不公平的分配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思考國家公共資源分配的關鍵機制，到底是行政部門，還是立法部門，或者如剛剛所言的一些獨立委員會呢？而是不是也可能透過媒體的報導而翻轉分配的方式？而以社運團體自己的成本效益評估，我們應該從那裡下手呢？！不過這幾年社運低迷，很少有機會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件事，我在想有沒有可能選舉是一次，讓大家聚在一起，玩一件讓大家很快樂事的機會。最後如果說我們很多人都要改變公共資源分配的方式，那我們應該如何在不一樣的機制內、到底要如何合作以掌握公共資源的分配權？我們應該要創造出這樣的可能性。

翰疆：我們每天在立法院看到的事情，是沒有人真正關心國事或公共利益，預算沒人看、沒有人在監督，只是有個形式的國會在運作，而它與人民的利益毫無關係，因為現在的立法院或行政院也好，其實更關心自己的選區或位置的利益。機構的運作到後來是非常沒有意義，一堆跟人民沒有關係的規則，從來沒有檢討違背成立之宗旨，但卻能主導我們的政策、決定國家預算的分配。特別是立法院，正因為沒有人來監督，所以當他越來越關切自己選區的利益時，國家的政策是沒有人管的，也很難做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發現一些預算的編列，是毫無意義、更別提效率，這在企業內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我們的政府部門卻充斥了許多的這樣的事情，我想這也是我們認為應該有一個「新政治」來進行體制的改造，而不能放任舊政治持續肆虐。

渰雯：我想簡單回應一下長玲的部分，我也一直覺得NGO不要搞選舉，然而性別議題這幾年來其實跟勞工、環境的處境是很不一樣的。如果能夠介入行政體系影響資源分配的分配，從結果來看，我們會發現實質上性別議題得彰顯了、法律也被改變了，而我們要求由下而上的機制更獲得實踐了。但走這個模式，一個我會看到的問題是「誰在參與？」，我覺得選舉跟上述的參政模式，相當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選舉是代議政治的社會價值，一般人民唯一可以投票的機會，而他們政治參與的唯一方式就是選擇候選人，但我看到是更多的人其實對這些所謂可以選擇的候選人的不滿－「一種沒有替代選擇的不滿」。我覺得綠黨，至少是我們那時候參選時，從選民身上我們看到了，綠黨是他們參與這樣活動的一種另類選擇，覺得他們要的替代選擇有出來，那樣的過程有點像是偉傑所說的是「快樂的一起做一件事」，同時行政與立法的介入並不互斥，在進入體制獲得穩定的資源之外，一個立法委員、五六個助理，這已經是我們目前一個最強的NGO的配備了，你看我們現在一個NGO可以做的事有多少！但這些NGO都有募款的壓力，所以透過參選取得權力與資源，我還是覺得有它的意義。我也要感謝簡錫?的提醒，綠黨因為忙得焦頭爛額，有很多重要的社會議題，喪失了發言的機會，這是我們以後要更加注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