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 7‧《他山之石》日本環境記行（上）

1998 / 03 / 30

杜文苓

二月十九日應日本環境記者聯誼會之邀，展開為期十天的環境學習之旅。來自印度、台灣、俄羅斯、越南、孟加拉、中國等六國環保記者與學者齊聚一堂，針對亞洲各國環境問題與現況交換意見，並參觀日本在環境問題上的處理，與面對環境問題全球化的課題。日本在環境問題上的視野與國際環境關懷的企圖，無疑地，值得企求邁向國際化的台灣深思。 

日本環境問題與國際環境補助

日本環境問題的發展歷程與台灣十分相似，從環境運動的進程來看，先是公害的產生，如1970年代痛痛病、水保病的悲慘案例，透過訴訟、媒體的大幅報導，而引起全面性的反公害運動。然而環境立法制度的配合卻相當緩慢，與經濟成長的歷程有著明顯對抗，至於自然保育的問題都是在 1980年代以後才受到重視。

日本環境問題同樣面對著國際經濟競爭與緊密政商關係等的挑戰。在職業終身制的系統保障下，大多數人對環保團體(NGOs)或環境運動的關心並不熱衷，對於一個企圖什麼都可以由制度解決的國家， NGOs的參與顯現出強烈的邊緣性。另一方面，中央環境政策面的推動也往往在立法怠惰下遲緩的進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日本環評法的通過竟晚於台灣，而中央部會中經濟與環境間的衝突爭議，也使弱勢的環境廳面對強勢的通產省，須有著不得不的妥協，致使許多環評案也只能在折衷下通過。這些不利於環境保護的因子，正成為環境記者與環保團體在政策面與教育面合作改進的目標。資訊自由公開的立法與環境廳升格為省(部)，即是下一個環境政策制定的挑戰。

然而，與台灣不同的是，日本的地方政府在大結構不利於環境保護下起了很大的作用。地方政府負起了與企業溝通的第一關，更積極地擔負起環境監督的責任，地方自治的活力使中央立法在未盡全功時仍能保持地方基本的環境品質，相較於台灣地方黑金當道、自治力量薄弱，環境品質的強烈差異正訴說著地方民脈關係不同的投射。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後的日本已企圖走向一個全球環境的領導者，在面對世界新秩序的重組過程中，日本已漸在全球環境問題上找尋到施力點：京都全球氣候變遷會議的召開，環境國家發展輔助金( ODA)的輔助開發中國家環保計劃，環保組織的國際化，以及跨國環保教育與外交的合作計劃，在在顯示日本人在全球環境企圖扮演先驅者的角色，並積極尋找亞洲環境管理價值的共識，環境國際化的推廣正在民間與官方配合下迅速展開。如此次參觀日本野鳥協會，發現他們對黑面琵鷺的研究參與相當重視，並不因日本只有少數幾隻過冬而忽略其重要性，而他們在談論野鳥保護時，就把黑面琵鷺的保護視為亞洲環境合作的一步，成立跨國際的野鳥研究中心，臨行前還致送每位記者一人一張黑面琵鷺的海報。

日本的新世界觀正藉由環境觀點的切入逐漸形塑，縱使其中還有許多輔助角色扮演難題，或西方優勢文化與亞洲價值扞格的矛盾，日本環境價值的建立卻試圖溝通著差距，嘗試塑造出全球環境的新哲學與新秩序，不論我們喜歡與否，這樣的全球化思考卻是台灣所缺乏的，長期國際孤立的結果，使我們國際化的合作與視野都受到侷限。

隨著環境問題的複雜與多元性，21世紀將會更強調永續性倫理的重建與合作。當日本提撥 0.7% GDP作為援助發展金，透過合作計劃進行各項環境工作的同時，也積極吸收來自世界性的資源，同為海島國家的台灣，是否能跳脫國際政治的枷鎖，在非政府組織領域中透過環境問題的全球性打破國際疆界，是台灣人民應積極面對的課題。

永續發展的模範市 ---- 倉市﹙Kamakura﹚

住在台灣的人或許無法想像一個城市的施政目標竟以永續環保為自許，被聯合國選為世界永續發展模範都市的倉市 Kamakura，在1996年4月份，開始在市府內推動一連串的永續計劃，其宗旨為「創造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無災的社區環境」。市長竹內先生曾是著名的環保記者，應市民之邀競選市長一職，在他六年來的主政下，藉由政策面的推動與設計，將環境思考納入市民的生活行動中，並積極參與全球氣候保護的環保行動，使 Kamakura在2005年達到二氧化碳、垃圾、用水、用電、各減低 20% 的目標，並將資源回收再提升百分之二十。

值得注意的是，這高出京都會議(COP3)所設定標準許多的環境計劃，政府並非站在主導的角色，根據市長的報告，計劃的設定多是因當地民眾對環境品質的要求與身為世界公民的體認，進而自發主導設計，而地方政府參與配合，出版白皮書，創意的提倡環境教育課程，配合市民需求擬定大要與行動方針，加以法律的制定，與中央和企業積極討論磋商環保標準的合法性尋求共識，終能規劃出減廢與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等實際目標。

無疑地，這樣高的環保標準需要精密的設計與高度的公民與企業的配合。地方政府首先帶頭示範，向生態辦公室的目標邁進，第一年即達成廢紙減量31%，垃圾減量61%，能源減用7%。而居民更多數實施生態家庭的生活，許多家庭都自備廢棄物處理機，將有機殘渣藉由機器轉化為有機肥料，而舊報紙、牛奶紙的回收，使多數居民可藉此交換免費的特製倉市衛生紙（由牛奶紙再製而成），而太陽能發電裝置、雨桶的購置設計、食物保麗盒與瓶罐的回收，都使 Kamakura 環境負荷減低許多，這不得不歸功市長與市民長遠的眼光。如市長所說，市府補助每家雨桶、廢棄物處理機的錢，短期看來似乎虧損，但將眼光拉到五年十年，比起焚化爐的擴大興建，垃圾用地的徵收尋找，以及乾淨用水需求，這目前小小的投資卻是最便宜又最健康的。

Kamakura 住民自組成市民組織，推動家庭環保概念，並積極配合京都會議的減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做為世界公民承諾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所謂環境家計簿的運動，以科學的計算來實行減廢或降低能源的使用，此舉也使企業界改良其產品，使產品製作本身或使用效率方面能與環境更為相容。其間居民的生活信念在於不用會產生「垃圾」的產品，如速食麵（有可拋式保麗盒及竹筷）等的使用減到最低。而 Kamakura 就在此居民、政府、企業三方的努力，配合環境教育的設計與宣導，邁向 21 世紀永續發展的模範都市。
Kamakura 的例子說明了「全球思考、地方行動」的可貴，其主政者提出了一個地方長遠發展的藍圖，而更重要的在於市民的社區共識凝聚，自動自發的參與設計並全力配合。當市長被問到政治的可能輪替是否會造成環境計劃的中斷，他有信心的回答，只要居民自發性的意識未減滅，計劃就可以一直持續下去。事實上在他第二次選舉時曾被對手譏為環保法西斯派，但他的得票率卻比第一次選舉還成長百分之十。

在台灣高喊地方自治、社區工作的今天，我們的地方政府或人民是否也有此等前瞻性，以世界公民自居，為世界、台灣、或為我們後代子孫盡一份心力，保持環境的永續性。Kamakura 的永續 經營並非沒有遇到社會結構性的限制，如就業的限制、房價過高等問題。但對環境，文化保存的信念，透過制度式的設計，終使 Kamakura 如世外桃源般，成為世界環境之都。

註：Kamakura目前人口17萬多，平均市民收入所得為全日本第三，職業區分方面以公教人員與商業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