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 7‧《國際綠黨瞭望》德國綠黨的興起、重挫與復興（二）

1998 / 03 / 30

王宗銘

政治機會結構

對綠黨興起的解釋如社會變遷、價值轉變及重大爭議等說法，都只說中了一點點，我們還必須同時考慮到"政治機會結構"。新興的運動不必然要成立一個新政黨，如果國會或行政、司法領導階層回應了新要求並且有制度的管道能力去創新的話。一項著名對五國反核運動的研究中指出，西德政治體制中相對封閉的政治參與結構，以及相對較弱的政策實踐效果，鼓勵了反核運動尋求對抗性的策略，提供了綠黨興起的舞臺。 

選舉制度是政治機會結構的一種合法面貌。從1953年以來，只有基民基社聯盟、社民黨與自民黨大幅越過5%的選票門檻，贏取聯邦議會的席次。環保人士在1970年代晚期的選舉經驗學到，他們若要取得全國性的民意代表席次，非得形成聯盟不可，因此5%門檻因素成為多樣性的綠黨人士匯聚力量的重要線索；另外公費補助選舉只針對獲得5%選票以上的政黨，而不補助個別選區的候選人。1979年歐洲議會選舉綠色聯盟獲得 450萬馬克的鼓勵下，對藉由參與聯邦議會取得公益基金樂觀的展望，促使他們在1980年代一開始便成立了全國性的政黨。

但是我們若只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新政黨又失之偏頗，其實聯邦議會的政策場域層面遠遠比邦、區域來得複雜，綠黨還是必須透過其在邦議會的表現，才能夠獲得全國性媒體的注意，並且建立財務資源、國會議事機制以及公眾的信任感。

在政治機會結構中，政黨競爭的模式最受關注。成功的綠黨通常出現在社民黨執政或聯合執政的國家，這是因為傳統左派執政的政府參與中，普遍排拒了新社會運動的要求。以歐洲統合主義的福利國家模式，社民黨的親密戰友是傳統的工會盟友以及各社團企業的菁英，這種關係其實鼓勵了現狀的強化--絕非改良主義--而開啟了一種"左派自由均等"主張的政治反對空間。

社民黨在戰後逐漸向中間靠攏，1966年到1969年與基民基社聯盟的大聯合政府，加深了許多左派學生對社民黨體制化的恐懼。當然他們對隨後布朗德領導的社民自民聯合政府其中的一些進步性主張仍抱有希望，但是1974年許密特取代布朗德成為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後，卻撤回具改革色彩的政綱，並且疏遠了與青年左派的關係。許密特麾下的社民黨除了改變了他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之外，也支持興建核電廠與北約在西德境內部署新型核彈。這就是1983年綠黨成立的背景，綠黨的成立是作為一股結合反核運動、和平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的國會力量。

此外西德的政黨體系一向被視為是"兩個半"的政黨體系，兩大黨絕少取得過半數的席次，因此僅過5%的自民黨便因為聯盟政治使然，而獲得了不成比例的政策高度影響力。1978年到1983年綠黨在邦議會與自民黨競爭的優異表現，使自民黨得票率降到5%以下，綠黨成為聯盟另類盟友的最佳候選人，只是綠黨是否要與社民黨合作一直是其內部重大爭議，社民黨也不喜歡與綠黨合作。

綠黨作為反政黨的政黨

1949 年波昂基本法將政黨合憲化，隨後的聯邦法律與司法判例都將西德建構成一個政黨國家。社民黨、基民基社聯盟與自民黨無不同意由國家公費補助政黨選舉經費、國會待遇以及教育性質的基金會；他們壟斷了人事安排的管道，以政治力干預社會領導菁英的產生，進而吸引了許多公務人員加入三黨，我們也可以說，社民黨與基民基社聯盟都從自己宣稱的人民政黨轉變成國家政黨。

因此很多人已經發現到從1970年代以來，政黨的墮落表現在公眾對政黨的不滿，公民行動團體非常活絡。對於新社會運動政黨化的構想則存在一極力反對的意見，因為政黨不可避免要階層化、黨工官僚化以及墮落腐化，但是大多數的意見則是認為，一個全國性的綠黨可以促成新政治的遠景到來，為運動團體帶來更多的資源。

綠黨的聯邦政治方案主張，我們決定創造一個新的以草根民主及分權化為基礎的政黨型態。由於綠黨的一部份的領導人過去曾是社民黨的重要領導人，經歷過所謂政黨民主的挫折，因此他們極力主張綠黨應是三黨的對立範例：綠黨只要半建制化、非專業領導、由下而上的決策組織就好。其中反菁英決策造成尖銳的衝突。雖然如此，綠黨仍依其主張，採取集體領導輪替制的作法，限制公職人員的任期，將大部份薪水捐做生態計畫經費使用。

雖然在1980年代綠黨黨員數目從18000人增加到40000人，但是綠黨領導人從來沒有積極去招募黨員，同一時期，主要的競爭者自民黨的黨員人數卻已經成長到綠黨的兩倍。綠黨還是將興趣放在民主政治的品質規模及黨內民主，大多數幹部均認為社運幹部才是社區事實上的領導人。其實這些支持者的產生主要有二個原因，一是被媒體創造出來的領導人所吸引而來的，其次是對重大議題的期許間接支持綠黨。綠黨既然以作為一個新型態的政黨進軍聯邦政治，那麼如何在長期的選舉競爭中表現出兼具運動及政黨的色彩，如何以黨組織的力量完成生態、和平、女性主義的理想，這些未臻成熟尚待發展的政黨構想，便決定了綠黨日後的性格與選舉表現的命運了。